男女游戲過程中致女子死亡視頻(男女游戲過程中致女子死亡的電影)

故意和過失是犯罪的兩種主觀心理狀態。避重就輕，這是犯罪分子的本性。試圖從犯罪分子的口中判斷是故意還是過失，很可能是對案件事實的歪曲。故意和過失雖然存在于犯罪人的頭腦中，但它們并不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故意和過失都有其自身的定性規定。客觀要件的內容決定犯罪的故意或過失。故意與過失之間不存在對立關系。當構成要件未達到故意犯罪的證明水平時，按照有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則，應當認定為過失犯罪。下面結合具體案例和我的看法。請閱讀并提供指導。

李某出生于1996年，大學畢業后，在吉林省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董女士，并對她一見鐘情。后來，李某每隔三天就邀請董女士一起吃飯、玩耍。董女士很清楚李的想法，雖然她不太喜歡李。著迷，但并不特別厭惡。兩人交往一段時間后，董女士對李某的看法逐漸發生了變化。經過李某的再三追求，她同意做李某的女朋友。成功追回美女，李先生非常興奮。不久后，李某將董女士帶回家，并與董女士進行肢體接觸。從此，兩人的關系越來越甜蜜，如膠似漆。

案發當天，兩人共進晚餐后，李某帶著董女士前往其住處。那時，兩人已經很熟悉，也有過多次親密的交往。那么李想做什么呢？董女士什么都知道。當李拿出特制的眼罩和膠帶時，董女士并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們以前玩過這個游戲。隨后，李某給董女士戴上眼罩，并用膠帶包裹起來。并將董女士臉朝下按在床上。兩人從晚上9點玩到11點。為了追求刺激，李某和董女士會在夜間用雙手掐住董女士的脖子，讓董女士感到窒息。

這時，意外發生了。由于李某沒有控制好力度，董女士失去了知覺，臉色發紫，口吐白沫。李女士趕緊撥打120求救，最終董女士經搶救無效身亡。經查明，董女士因脖子被勒死，死于缺血缺氧性腦病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本案中，董女士因李某與董女士感情過度而死亡。現場情況是，董女士被勒頸，死于缺血缺氧性腦病、多臟器功能衰竭。董女士的死亡并非偶然。這是李某有意或無意造成的。問題是，除了李某的供述之外，如何利用客觀要素證明李某的主觀責任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也是案件定案的前提。下面將從法院判決、刑法理論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和討論。

法院審理認為

法院經審理認為，李某的行為既不是意外事故，也不是故意犯罪。李某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刑事責任。

《普通犯罪量刑指南》規定，量刑不僅應當考慮被告人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還應當考慮被告人所負刑事責任的程度，做到罪刑適當，達到處罰和懲處的目的。犯罪預防。

最終，法院認定李某投案自首，認罪認罰，并積極賠償董女士家人。得到了董女士家人的理解，符合從輕處罰的條件。最終判處李某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律師說法

案發后，網友對此事討論頗多。有些人認為這是一次意外。李某和董女士玩游戲時太過分了。有人認為這不是意外，而是謀殺。

法院認定李某涉嫌過失殺人罪，但網友簡單認為此案系意外事件，李某無需負刑事責任。也有人認為，這起案件明顯是一起謀殺案，即李某涉嫌故意殺人等。各種說法各有側重。從本案來看，法院的認定顯然是正確的，即李某對董女士的死亡存在過失、主觀心態。

在司法實踐中，當有人被發現死亡時，首先要排除的是意外事故。如果案件被偵查機關認定為意外事故，案件到此結束，不會進入進一步偵查階段。排除事故原因后，認定為事故。過失致人死亡刑事案件，無論是過失還是故意，都是下一階段偵查階段要完成的重點任務。需要一一辨認客觀要素，并有證據支持，如行為、對象、使用的工具、打擊的部位、力度、頻率、結果和行為等各種因素導致結果必須一一調查，并通過結構要素來判斷犯罪嫌疑人的主觀狀態，例如犯罪嫌疑人使用手槍擊打受害人。致命部分是故意造成死亡的行為，盡管嫌疑人會避免更嚴重的行為。當所有取得的證據都難以證明犯罪嫌疑人故意實施犯罪時，根據有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則，將其主觀心態直接判定為過失。

就本案而言，首先要排除的是意外事件。此案并非偶然。如果查不出李某的殺人動機，或者經調查，李某沒有殺害董女士的動機，而李某與董女士的博弈符合通常的做法，則可以排除李某的殺人意圖，或者在所有證據和事實均不能證明李某有殺人意圖的情況下，按照有疑有利于李某的原則，認定李某對董女士的死亡具有過失心理態度。也就是說，李某本應預料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導致董女士的死亡，但由于疏忽或者過于自信，沒有預料到結果，從而導致了董女士的死亡。

延伸解讀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一切案件的量刑，必須注重證據，注重調查研究，不得輕視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對被告人進行刑事審判。定罪判刑“如果被告人沒有供述，證據確實、充分，即可定罪處罰。”這就是《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的原則。

“口供”是刑事訴訟法中的證據之一，也是最不可靠的證據類型。一般來說，犯罪嫌疑人為了逃避處罰，會避重就輕。這是人性。因此，從嫌疑人口中獲取口供是極其不可靠的。但辦案人員習慣認為，必須首先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然后利用供述尋找其他證據或物證來摘取“毒樹之果”。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刑事訴訟法》在確立“重證據，不信口供”原則的前提下，進一步明確，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并處罰；未經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可以被判有罪并受到懲罰。這進一步讓辦案人員打消了“不口供就不能定案，不口供就不能起訴”的傳統誤區。

關于故意和過失的具體認定，不要試圖告訴犯罪嫌疑人：“我故意殺了他，或者我無意殺了他。”重要的是不要使用酷刑來逼供。我國刑事訴訟法嚴禁刑訊逼供，據此取得的供述或據此取得的物證將被法院排除。

故意和過失是犯罪的兩種主觀心理狀態。兩者并不對立。它們只是證明程度的問題。案件事實或者證據證明的客觀要件不能認定故意責任的，排除偶然事件，直接認定。對于過失犯罪。就本案而言，不能完全排除李某有殺害董女士的意圖。但如果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其犯罪故意，則只能認定其過失犯罪。這也是對事實和證據有疑問時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決原則的必然要求。

結論：以上是結合具體案例對故意與過失的判斷進行的簡要分析和說明。由于技術水平有限，只能做粗淺的解釋，也算是一個介紹吧。如果您對本文的觀點感興趣，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關注我，我們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