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違約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根本違約的法律后果有哪些)

作者：李樹堂慶林趙躍文

裁判要點

當合同利益與遲延履行存在密切關系時，一方遲延履行合同義務將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對方有權以構成根本違約為由通知解除合同。合同自通知之日起終止。當天會自動解除。

案件簡介

1、2008年6月12日，因規劃調整，深圳市政府決定收回航運集團出讓的土地，并擬對該土地上的建筑物進行拆除安置。

2、2008年11月7日，航運集團與廖俊發簽訂了《承包合同》號合同，約定廖俊發以合同總價承包涉案工程。他不被允許轉包，并且要對自己的利潤和損失負責。合同工期為8個月，并特別約定該項目采用郵政快遞方式發送。信息自發送之日起三天后即視為對方已簽字。

3、2008年11月7日至28日，航運集團與廖俊發先后簽署了一系列配套協議，確保拆遷工作有序推進。但自2012年下半年以來，涉案項目的拆遷工作進展緩慢。

4、2016年12月26日，航運集團向廖俊發郵寄《解除函》，理由是廖俊發未按合同履行義務，構成根本違約，要求廖俊發提出可行方案，否則，自收到信函之日起，視為廖俊發同意終止該信函。合同。同月28日，廖俊發收到信函，但沒有回復。

5、2018年11月，航運集團起訴廖俊發，稱涉案合同已確認已于2016年12月28日終止。廖俊發反訴航運集團繼續履行涉案合同。

6、廣東高院一審認為，涉案合同期限明確約定《承包合同》，但廖俊發未按約定完成涉案工程，廖俊發未實際履行按約定投資推進項目。廖俊發長期拖延履行合同義務，已構成根本違約，故涉案合同應于2016年12月28日終止。廖俊發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7、最高院二審認為，廖俊發拖延違約事實清楚，增加了航運集團拆遷費用。廖俊發收到解約函后并未做出回應。航運集團關于涉案《承包合同》的主張已于2016年12月28日終止，有事實依據。從法律依據上看，應駁回廖俊發的上訴。

裁判分

本案爭議焦點在于，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院判決的部分要點如下：

第一，關于合同目的的確定。根據《承包合同》序言，航運集團同意廖俊發承包涉案項目。廖俊發在8個月內完成了簽訂拆遷補償協議、實施補償安置、拆除房屋、返還土地等全部工作。完成上述工作后，廖俊發獲得了相應的補償以及置換土地的相關權益。

二是關于根本違約行為的認定。涉案拆遷土地上原有一棟綜合樓和一棟公寓樓。廖俊發僅完成了部分業主房屋拆遷補償協議的簽署。他沒有完成拆除房屋和移交土地的義務。他對整個建筑群沒有任何責任。也未能實質性推進并為建筑物、公寓樓拆除工作的完成做出重大貢獻，增加了航運集團拆除工作的成本，構成根本違約。

三、關于合同終止的認定。航運集團于2016年12月26日向廖俊發發出《解除函》，敦促其在2017年1月10日之前提交可行的運營計劃。逾期不提供的，視為同意解除合同。2016年12月28日，廖俊發收到后未予回復。因此，2016年12月28日認定合同解除既有事實依據，又有法律依據。

實踐經驗總結

北京云庭律師事務所唐慶林律師、李舒律師專業團隊對本文涉及的大量法律問題進行了處理和分析，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在辦理大量案件的同時，我們也總結了辦理案件的經驗，并發表了《云亭法律實務書系》。本文摘自該系列叢書。本系列叢書的作者均為北京云庭律師事務所工作在一線的專業律師，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本系列叢書的選題和行文風格均以實際案例分析為基礎，力求從實際需要出發，為實踐中經常遇到的疑難復雜法律問題尋求最直接的解決方案。

實踐中，通知解除合同的法律風險非常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違約。鑒于此，基于本案例，實踐經驗總結如下：

首先，終止合同的通知以根本違約為前提。一方構成根本違約的，另一方有權依法解除合同。否則，若擅自主張解除合同，將面臨被追究違約責任的法律風險。到什么程度才構成根本違約，成為當事人較為關心的問題。根據《民法典》號第五百六十二條、五百六十三條（原《合同法》號第九十三條、九十四條）的規定，已達到根本違約標準。以本案為例。該案涉及《承包合同》。合同工期為8個月竣工，但雙方花了8年才完成該項目。這是嚴重的違約行為，他們無意繼續履行合同。因此，當事人的行為完全達到根本違約的標準。

其次，通知中的解除合同條款必須合規設計。即使當事人已經違約，如何在合同解除函中設計解除條款，以便行使解除合同的權利？這是有關各方都非常關心的問題。本案中，通知函的內容值得參考，即“請廖俊發就工程拆遷補償、業主返還和違約、土地置換等問題如何處理提供可行的方案”。2017年1月10日之前發出的，逾期未提供的，將視為廖俊發同意，涉案合同自收到本函之日起終止。由此可見，航運集團在通知函中“提前監督義務履行情況”、“逾期協議視為協議解除”的規定，足以允許行使解除權。合同采取主動。

第三，合同中必須約定有效、明確的交貨條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合同中設計有效、明確的交貨條款，避免出現對方無法交貨的情況，是非常必要和關鍵的。本案中，《承包合同》明確約定：“雙方的任何通知文件均應采用書面形式。通訊地址變更的，應當書面通知對方。雙方同意通過郵政快遞寄出的各種文件、材料自寄出之日起有效。三天后即視為對方簽收。”2016年12月26日航運集團寄出后，廖俊發于2016年12月28日簽收。因此，得益于有效的服務條款，涉及《承包合同》的案件于2016年12月28日出院。

相關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第五百六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二）在履行期限屆滿前，一方當事人明確表示或者以自身行為表明不履行的。主要債務；（三）一方當事人遲延履行重大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四）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續履行債務為內容的不定期合同，當事人可以隨時解除合同，但必須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對方。

第五百六十五條當事人一方主張依法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當通知到達另一方時，合同終止；通知書載明債務人在一定期限內不履行債務的，合同自動終止。債務人逾期不履行債務的，合同在通知規定的期限屆滿時終止。對方對終止合同有異議的，任何一方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終止合同的效力。一方當事人未經通知對方直接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主張解除合同，經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的，自送達起訴書或者仲裁申請書副本之日起，合同即行終止給對方。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09]5號）[失效]

第二十四條當事人對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九條規定的解除合同或者債務抵償有異議，僅在約定期限屆滿后提出異議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有異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當事人未約定異議期限，自合同終止通知書或者債務抵銷通知書送達之日起三個月以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判決

針對上述爭議點，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二審民事判決書“本院意見”部分闡述如下：

本院認為，航運集團已致函廖軍，請求解除合同。鑒于廖俊發已構成根本違約，航運集團于2016年12月26日向廖俊發發出深航催收函[2016]017號第《關于皇崗碼頭舊改項目有關事宜的函》號，督促其提出皇崗碼頭老舊拆遷賠償方案。2017年1月10日前裝修工程，承包業主因違約、土地置換等一系列問題，返還可行的運營方案，逾期不提供的，視為同意終止承包合同。對此，廖俊發沒有回應。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號第24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法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九條規定的解除合同或者債務抵銷雖有異議，但在約定的異議期限屆滿前不得提出異議。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當事人未約定異議期間，且自終止通知之日起超過三個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合同的生效或者債務抵銷通知書到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若廖俊發不同意解除涉案合同，應在收到解除合同函后三個月內提出異議，但廖俊發未在法定期限內提出異議。原審中，廖俊發聲稱信件郵寄單上的簽名不是自己本人，并申請筆跡鑒定，原審未獲批準。二審時，廖俊發還確認航運集團寄信的地址是其名下另一家公司的住所。因此，航運集團將上述信件通過郵政快件寄給廖俊發，應視為廖俊發已簽收該信件。而且，2016年12月28日后，廖俊發指派的人員離開拆遷現場，航運集團人員進入現場，雙方交出了相關拆遷補償協議等材料，可以證明廖俊發已已收到信函，但尚未提交書面請求。異議。《承包合同》第9.4條：雙方同意，所有通過郵政快件寄出的文件、材料，自寄出之日起三天后即視為已由對方簽字。據此，原判依據《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四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存在其他違約行為，導致合同無法實現的《目的》規定，認定廖俊發長期拖延履行合同義務，導致航運集團收回土地的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涉案合同于2016年12月28日廖俊發收到航運集團函件時已正確終止，本院予以維持。廖俊發主張航運集團一審主張的是解除合同，而一審判決確認合同已解除，屬于無理判決，由于合同實際上已解除，原判決確認合同已解除并無不當，廖俊發的訴訟請求不能成立。

案例來源

深圳市航運集團有限公司與廖俊發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21）高法第1208號】

進一步閱讀

云婷律師在查閱大量類似案件的基礎上，總結出相關裁判規則如下，供讀者參考：

判斷規則一：當事人一方已按照合同約定交付了標的物，另一方在支付部分價款后拒絕支付剩余價款的，構成根本違約，應當解除合同。

案例一：最高人民法院對洋浦利豪投資有限公司與三亞南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合同糾紛再審民事裁定【（2021）最高人民法院民申7287號】楊浦利豪公司的再審申請被退回。其表示，合同目的是將涉案土地調整為建設用地，按現狀流轉農用地并非合同目的。但根據涉案合同第二條、第三條、第八條的規定，洋浦利豪公司已與三亞南新公司達成協議，將涉案土地原樣轉讓。涉案土地能否轉為建設用地的風險由楊浦利豪公司承擔。涉案土地的原狀使用或將涉案土地轉為建設用地，由楊浦利豪公司負責。在公司預期的合同目的范圍內。洋浦利豪公司申請復審的理由與合同不符。因此，在涉案合同有效且楊浦利豪公司合同目的包括根據農用地現狀使用涉案土地的情況下，楊浦利豪公司未按照合同約定進一步支付款項。支付定金8372.16萬元后簽訂合同。已構成根本違約，原判支持三亞南新公司解除涉案合同的主張并無不當。

判斷規則二：股東“兩股出售”導致股權轉讓交易主體的合同目的完全沒有達到，構成根本違約，應當解除合同。

案例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杭州新南北方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浙江中安盛龍商業有限公司股權轉讓糾紛再審民事裁定【（2021）高法民申二字】[第7626號]杭州新南北公司為《系列協議一》承諾“在齊宇公司股權變更登記完成前，杭州新南北公司絕不會以轉讓、贈與等方式處置本協議涉及的股權”或其他可能影響中安公司利益的方式”，但杭州新南北公司在收到中安公司3000萬元定金后，將其100%股權以一定價格出售給浙江新南北公司比眾安公司轉讓價格低5000萬元以上。浙江新南北公司隨后在出售轉讓價的基礎上，追加2億多元將齊宇公司100%股權轉讓給案外當事人明華公司，并迅速完成股權變更登記程序。兩次股權轉讓相隔十幾天，轉讓價格卻相差2億多元。考慮到浙江新南北公司為杭州新南北公司的控股股東，且兩家公司當時的法定代表人均為陳彥圖，原審判決認定本案涉及的股權轉讓事項為杭州新南北公司與杭州新南北公司之間的股權轉讓。北方公司與浙江新南北公司屬于關聯交易，不存在不當行為。由于杭州新南北公司“二換一出售”，眾安公司轉讓啟宇公司100%股權的意圖徹底落空。據此，原判決認定杭州新南北公司構成根本違約，責令眾安解除合同。公司與杭州新南北公司、陳彥圖簽署的《系列協議一》有事實、法律依據。

判斷規則三：因當事人雙方原因導致合同利益未能實現的，遲延履行并不一定導致合同目的的落空，不能以根本違約為由解除合同的合同。

案例三：最高人民法院對東亞捷硬件有限公司與深圳市賽藝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計算機軟件開發合同糾紛案作出【（2021）最高人民法院智民終1516號】二審民事判決書有限公司認為，延遲履行不會導致合同目的當然無法實現。關于遲延履行的法律后果，必須考慮合同利益與合同履行及時性之間的關聯性。如果合同利益的實現與合同履行時間密切相關，則履行期限對于合同目的能否實現至關重要，延遲履行可能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反之，不應僅根據遲延履行來判定合同目的不能實現。本案中，因二期研發任務需要對接第三方資源，涉案合同及補充合同均未明確約定第三方資源主體及對接的具體內容，雙方當事人合同履行過程中未能達成進一步共識，導致合同陷入停滯。應當認定，雙方未能就第三方資源達成共識是合同終止的主要原因。一審法院認定賽藝公司存在遲延履行違約行為是正確的，但認定賽藝公司單方行為導致涉案合同目的無法實現、應當予以糾正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