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罪與經濟糾紛的區別有哪些案例分析(詐騙犯罪與經濟犯罪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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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詐騙犯罪案件比普通刑事案件更為復雜、處理難度更大。原因是詐騙罪的成立需要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作為詐騙罪的主觀要件，在復雜的案件中很難準確識別和把握。

當前司法實踐中，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認定范圍往往被擴大，有的司法機關甚至武斷地制定“非法占有目的”認定標準，將一些經濟糾紛納入認定范圍。犯罪罷工。很多經濟糾紛案件原本可以通過民事手段解決，但經過刑事介入后，卻被當作詐騙等嚴重犯罪處理，嚴重損害了司法權威。

當然，也有一些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審判過程中克服一切困難，嚴格按照刑法理論和罪刑法定原則，對被告人做出了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公平公正的判決。的犯罪與懲罰。對此，本案從司法實踐中的某起無罪案件入手，從法律角度對詐騙犯罪與經濟糾紛的區別進行深入剖析，供大家辦案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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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事實

2016年，因D公司進行非法集資活動，造成集資參與人擠兌，徐某2要求徐某1籌集資金支付募集資金。徐某為此向各地借錢。同年5月，徐某1通過任某2、H公司向任某借款，并約定該筆貸款由K公司提供擔保并提供抵押品。隨后，徐某1在明知K公司法定代表人張1不同意以公司名義提供擔保的情況下，偽造了K公司印章、張1印章及董事會決議。同年7月，徐1代表D公司與任1簽訂了一份5000萬元的借款合同，并與J公司所屬的S市提供抵押的抵押合同，并辦理了公證。同日，徐某1還使用偽造的K公司印章、張某1印章以及董事會決議與任某1簽訂了擔保合同。隨后，兩人到房屋管理中心辦理了抵押登記手續。該財產。由于部分房產違反規定，房管中心不同意辦理抵押登記，但結果并未成功。任1還分別與徐2、陳某及其妻子、徐1、J公司、W公司簽訂了擔保合同。同年8月，任某1向D公司賬戶匯出5000萬元。截至2017年4月，D公司償還本金500萬元，并按月支付利息，共計支付利息5,791,667元。后因徐2、陳、徐1入獄，未繼續償還貸款，尚有余額3920.8333元。一萬元至今未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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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指控的事實和罪名

檢方指控的事實

2016年，被告人徐1聯系任2向任1借款，雙方約定該筆貸款由K公司提供擔保并提供抵押物。徐某1明知K公司法定代表人張1不同意以公司名義提供擔保，指使陳1偽造K公司印章，并偽造張1印章和董事會決議。2016年7月，徐1代表D公司與任1簽訂了5000萬元借款合同，并為J公司所屬S市提供抵押合同并進行了公證。同日，徐1還使用偽造的K公司印章、張1印章以及董事會決議簽訂了擔保合同。隨后，雙方前往房管中心辦理抵押手續未果。2016年8月，任1向D公司賬戶匯出5000萬元。截至2017年4月，D公司已償還本金500萬元，利息5,791,667元，剩余39,208,333元尚未償還。

檢方的定罪思路

1、徐1明知張1不同意以公司名義提供擔保，指使陳1偽造K公司印章，并偽造張1印章和董事會決議；

2、徐1使用偽造的K公司印章、張1印章及董事會決議簽訂擔保合同；

3、徐1偽造K公司印章、張1印章、董事會決議，造成任1產生誤會。因誤會，任1處置其財產，將5000萬元匯至D公司賬戶；

4、徐1、任1到房管中心辦理抵押手續未果；

5、截至2017年4月，D公司尚未償還剩余款項39,208,333元，導致任1遭受巨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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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罪與經濟糾紛的區別

本案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徐某1實施以借款名義騙取他人財產的詐騙行為。

借款行為應當與借錢名義實施的詐騙行為區別開來。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并到期歸還貸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貸款行為是基于簽訂、履行貸款合同的真實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受民法調整。以借款為名進行詐騙，并無償還貸款的意圖，以借款為幌子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是一種侵犯他人財產的違法行為。詐騙數額較大的，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本案證據不足以證明徐1代表D公司向任1借款，以貸款：名義詐騙他人財物

1、徐1供述，徐2因集資參與人擠兌向其借錢償還募集資金，故利用任2等人向他人募集資金；證人任2證實徐1利用其向他人籌集資金解決D公司財務困難；證人陳1也證實徐1要求他偽造K公司印章作為貸款擔保。上述證據證實了徐某1的借款動機。沒有證據證明徐某1有實施詐騙的動機，并有預謀和準備。

2、貸款人任1的陳述、H公司工作人員胡3的證言、任2的證言相互印證，證明任2首先向H公司提出貸款，并經其聯系后H公司，徐1隨后聯系任1討論貸款事宜。借款時，雙方當事人及大部分擔保人、律師、介紹人任某2均到場，簽訂書面合同并進行公證。本案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徐某1主動尋找詐騙對象，故意欺騙、隱瞞、設局詐騙。

3、任1的陳述和胡3的證言證實任1對D公司的貸款是經過H公司事先調查和風控審查的，并有律師提供了法律服務并起草了合同；任1、D公司與徐1因借款合同發生糾紛，根據借款合同的規定申請仲裁。仲裁委員會的裁決還認定，任1與D公司之間的借款合同真實有效。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任1交付財產是由于對徐1等人借款行為性質的誤解。

記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徐1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代表D公司向任1借款。

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屬于行為人主觀心理事實認定的范圍，但必須結合案件的客觀事實綜合認定。在貸款類案件中，判斷借款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觀情況通常包括：

行為人是否采用虛假手段逃避履行還款義務；

行為人是否有償還能力；

行為人使用貸款是否正常，是否用于賭博、揮霍、高風險投資、違法犯罪活動等導致貸款無法歸還的；

行為人是否積極履行還款義務；

行為人獲得貸款后是否逃跑；等。根據本案的客觀事實，不足以認定徐某1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1、徐1偽造K公司印章、張1印章以及與任1簽訂擔保合同的董事會決議，違反規定。但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徐某1為了逃避履約而以K公司名義提供虛假擔保。付款義務。徐2、陳、徐1、J公司、W公司在借款時均提供了真實、有效的擔保。徐某1提供的S市房產2016年3月23日評估價為4050萬元。向任1借款時，雖然該房產作為抵押向交通銀行貸款2000萬元，尚有一定殘值。而且，公證時備案的房產抵押狀態信息和房產抵押清單證實，任1已將該房產抵押給交通銀行。由于借款人與借款人約定該房產價值為1億元，任某同意將該房產用于公證用途。房地產作為抵押。貸款雙方還到房屋管理中心辦理抵押登記。雖然因客觀原因未能辦理抵押登記，但提供抵押物表明徐某1愿意履行還款義務。不能僅僅因為徐某1是以K公司的名義提供的。擔保內容虛假，推定其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2、借款時，D公司持有K公司2億余股，徐2、陳、徐1、J公司、W公司亦有未抵押房產及其他房產，并有權償還欠任某1.5億元。借錢的能力。2016年至2017年初，徐1通過股權質押、房產抵押、企業資產轉讓等多種方式籌集資金，用于償還欠任1的款項及其他債務。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徐某1明知無償還能力，騙取巨額資金。

3、D公司獲得該筆貸款后，用于償還募集資金等債務，并按照合同履行還款義務。已償還部分本金，并按月支付利息，直至徐二、陳、徐一入獄。案件中沒有證據證明徐某1將該資金用于賭博、揮霍、高風險投資、違法犯罪活動等，導致貸款被拖欠。也沒有證據證明徐某1實施了轉移、隱匿財物、逃跑等行為。

認真把握司法政策，準確認定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性質。

準確把握經濟違法行為的刑事標準，準確識別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性質，對于加強產權保護、保護企業家人身財產安全、改善營商環境具有重要意義。盡管徐某在本案中提供虛假擔保的行為是違法的，但應該從發展的角度客觀看待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違規行為。司法機關要嚴格遵循法定刑、疑罪從無、嚴禁推定有罪的原則，防止經濟糾紛被視為犯罪；要通過嚴格公正的司法保護產權，增強人民群眾財產財富安全感，增強社會信心，形成良好預期，增強各類經濟主體創業創新動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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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總結

作為刑事律師，遇到此類案件時，應該根據案件材料，結合詐騙犯罪的定罪標準、經濟糾紛的性質以及兩者的區別進行分析，挖掘出其中的問題所在。案件辯護。力爭達成有利于有關各方的結果。

從刑法理論的角度來看，詐騙罪與經濟糾紛罪之間存在犯罪與非犯罪的本質區別。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案件，犯罪與非犯罪的界限并不明顯。例如，如何區分普通借款和以借款名義實施的詐騙？如何認定被告人的主觀故意？行為人偽造抵押物或者抵押物向他人借款的，行為人愿意還款的，不能認定行為人以借錢名義實施詐騙行為；行為人以詐騙、隱匿等方式取得的財物，無償還意愿并揮霍的，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詐騙主觀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是否有還款意愿，應根據其客觀行為來判斷，例如是否積極履行還款義務？您是否正在積極努力還款？是否存在轉移、隱匿財物、逃跑等行為？ETC。

《刑事審判參考》鐘于偉華撰寫的文章《如何認定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提到：欺詐并不泛指所有采用欺騙手段獲取財物的行為。只有詐騙財物的行為達到一定程度、造成較大社會危害的，才構成詐騙罪。將騙取可以通過民事途徑救濟的財物的行為排除在詐騙罪之外，也符合刑法中的謙虛原則。刑法之所以將詐騙罪定為犯罪，是因為這種行為嚴重侵犯他人財產權。犯罪分子詐騙他人財物，或者隱瞞身份、住址，或者沒有留下證據讓受害人主張自己的權利，或者揮霍被騙財物。躲藏等，受害人無法通過正常的民事救濟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沒有刑事手段的制裁也不足以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

換句話說，是在民法不足的時候，刑法才出現的。因此，構成詐騙罪的行為應當是不能通過民事途徑補救的行為。如果欺騙行為并不嚴重，不影響受害人通過民事途徑得到救濟，一般不宜認定為詐騙罪。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應將被騙財物損失能否通過民事救濟追回作為判斷是否構成非法占有的重要標準。因此，根據刑法和司法解釋的立法精神和初衷，區分詐騙罪與經濟糾紛罪最關鍵的一點是行為人的行為造成的財產損失在正常情況下能否通過民事途徑得到救濟。如果在正常情況下，能夠通過民事途徑獲得救濟，則無需將這種行為定性為詐騙罪。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等文件均強調，要充分考慮非公有制經濟特點，客觀看待經營違規行為，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的界限。司法機關要嚴格遵守刑罰和有罪推定原則，防止經濟糾紛被視為犯罪。在涉嫌詐騙犯罪案件中，難以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詐騙主觀故意和非法持有目的或者證據不足的，應當按照有利于行為人的原則予以認定。為消除嫌疑。

來源|重大詐騙、經濟犯罪案件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