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他人名義出借資金的(借用行為是什么行為)

一、基本案情

公訴機關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丁曉軍，男，1983年6月10日出生，2008年1月因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2010年3月刑滿釋放，2015年1月5日因案被捕。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丁曉軍犯詐騙罪向長寧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上海長寧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14年9月至11月，被告人丁小軍多次冒充上海長寧區、靜安區、普陀區、徐匯區協助警方辦案的工作人員。區等地。專門約見未成年人，并借用受害人侯某、李某、王某、秦某、王某、譚某以及手機等財物，一邊讓受害人在原地等待一邊逃跑。隨后，丁小軍將贓物變賣，并將所得全部揮霍一空。

上海長寧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丁小軍多次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盜竊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丁小軍執行刑后五年內，如果犯有應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罪行的，屬于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丁小軍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并主動交代了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的同類犯罪事實。審判期間自愿認罪的，可以從輕處罰。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以盜竊罪判處丁小軍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元。責令被告人退還違法所得，并分別返還給被害人。

一審判決公布后，上海長寧區人民檢察院以原判錯誤、量刑異常重為由提出抗訴。理由是被告通過捏造事實取得了受害人的信任，受害人自愿交出手機等財物并在原地等待。被告人經受害人同意公然離開現場，并未趁受害人不備而秘密逃跑實施盜竊行為。因此，本案應當認定詐騙罪；原審判決因定性錯誤，量刑不當。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支持抗訴，認為受害人同意被告人離境時，財物已交付且不再受害人控制，受害人已實施紀律處分，被告人的行為應當構成詐騙罪；原判錯誤，但量刑并無不當，建議二審法院改判罪名，維持量刑。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被告人丁曉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多次詐騙他人巨額財物，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丁小軍系屢犯，依法應予嚴懲；到案后，他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并主動交代了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的同一犯罪事實。如果他在庭審過程中主動認罪，可以從輕處罰。經調查，7名受害人的供述及相關身份證明記錄證實，丁曉軍冒充協助警方辦案的工作人員，編造借口誘騙受害人將手機等財物留在案發現場。受害者們都心知肚明，并沒有毫無準備地逃跑。一審判決對丁曉軍行為的定性錯誤，應予糾正。雖然二審性質發生了變化，但并沒有導致異常嚴厲的判決。一審量刑仍在法定范圍內。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根據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的規定，被告人丁小軍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元。

二、主要問題

被告人以借款名義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是否構成盜竊罪、詐騙罪？

三、裁判理由

關于詐騙罪與盜竊罪的區別，理論界和實務界多數意見認為，“兩者的區別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誤解而處分財物。如果存在沒有受害人處分財產的事實，不可能成立詐騙罪”。我們認為，盜竊罪與詐騙罪應從行為人采取的主要手段以及被害人是否分配財產等方面進行綜合區分。

從犯罪手段來看，詐騙罪主要是采用詐騙手段騙取財物，而盜竊罪通常涉及以秘密手段竊取財物。一般以借用為名非法占有他人手機的案件中，受害人與行為人之間不存在密切關系。在信任關系中，受害人借出財物后，往往會密切關注手機等財物的使用情況。行為人“借用”財物后，往往會趁受害人不備，帶著財物偷偷離開現場，從而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由于行為人獲取財物的主要方式是秘密盜竊，因此盜竊罪有成立的空間。本案的情況有所不同。被告人丁曉軍冒充工作人員協助警方辦案，取得了受害人的充分信任。他騙取了受害人的手機和其他財產。并采用拍照、駕駛警車等欺騙手段，使受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并允許丁小軍攜帶手機等財物離開。并在現場等待歸還財物。從整個過程來看，丁曉軍獲取被害人財物的主要方式是詐騙而非盜竊。丁小軍的行為不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

從被害人是否因誤會而處分財物來看，詐騙罪是受害人以詐騙手段受騙后“自愿”處分財物的犯罪。即詐騙罪是將財物交由行為人占有、支配的犯罪，盜竊罪是侵犯被害人財產權的犯罪。故意盜竊財物罪。處置行為是財產控制關系的變化。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交付行為。在借用財物的情況下，如果受害人將財物交給行為人時，受害人仍在現場監督行為人使用財物，則該財物的占有、控制關系尚未合法轉移，即：受害人對該財產沒有任何控制權。處置財產。但如果行為人借用財物后將財物帶離現場，而受害人又未制止，則應認為該財物的占有、控制關系發生了變化，受害人實際上對財物進行了錯誤處置。因為被騙而失去財產。本案中，總體而言，被害人將手機交給被告人丁小軍僅屬于交付財物的行為。丁小軍將手機等財物帶離現場。受害人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維持對財產的控制，才完成對財產的處置。本案因受害人的誤解而造成財產損失，符合詐騙罪的本質特征。

反對將此案認定為詐騙罪的人認為，受害人只是基于被騙而處分了手機等財產的“占有”，而非其所有權，因此不應認定為詐騙罪。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不夠準確。對于刑法意義上的詐騙罪，應從處罰對象、占有、處罰等方面進行具體認定。

一、詐騙罪的處罰對象

對于詐騙罪的處罰對象是占有還是所有權，理論和實踐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多數觀點認為，在詐騙案件中，只要受害人將財產或者財產利益轉移給行為人或者第三人，就可以認定受害人已經處分了犯罪行為，即轉移理論。擁有。少數意見認為，只有當受害人將相應財產排除在自己的所有權范圍之外，使其成為他人的財產時，才能認定受害人以自傷方式處置財產。

我們理解，處置的對象可以是所有權或占有權。首先，占有可以成為詐騙罪紀律處分的對象。雖然在正常情況下，所有權人有權處分財產，但在特殊情況下，占有人也有權處分財產。例如，在欺詐情況下，例如冒充貸款人的受托人從借款人處奪取財產，或冒充業主從發現丟失財產的人處奪取財產，借款人和丟失財產的發現者財產只是暫時占有該財產，不享有所有權，處分的對象只能是占有，但這并不影響詐騙罪的成立。其次，當所有人僅處分占有物時，詐騙罪的處分行為也成立。雖然在一般情況下，所有人因受騙而處分占有物，但在特殊情況下，所有人僅對占有物進行處分，就可能構成詐騙罪的處分行為。例如，A以詐騙為目的向B借用汽車后低價出售，C以詐騙為目的向D租賃汽車后低價出售的情況，等，業主出借或租賃財產時所處置的對象僅限于財產的占有，而非所有權。即使所有人僅處分財產，也不影響詐騙罪的成立。最后，將占有作為懲戒對象的觀點并沒有偏離詐騙罪侵犯財產所有權的傳統觀點。處分是站在受害人的角度，行為人可以通過受害人的占有和處分，完全侵犯其所擁有的財產的所有權。

本案中，被害人處分的標的只是占有，而非所有權。本案的每位受害者均擁有手機等財產的所有權。他們可以將財產的所有權轉移給被告，也可以只將財產的占有轉移給被告。犯罪發生時，被害人并沒有將財產的所有權轉移給被告人，而只是轉移了財產的占有權。盡管如此，被告人丁小軍的行為仍然侵犯了被害人財產所有權的完整性和刑法保護的合法權益。因此，被害人并未轉移對財產的權利，而只是轉移了對財產的占有，不影響詐騙罪的成立。

2、詐騙罪中占有罪的刑罰

對于刑法意義上的占有，理論界和實務界也存在不同意見。有人認為，只要事物在主體占有之下，就屬于占有。也有觀點認為，占有是指事實上的控制，不僅包括物理控制范圍內的控制，還包括可以推斷控制人們財產狀況的社會概念。

我們贊成第二種觀點。刑法意義上的占有與民法意義上的占有并不完全相同。刑法意義上的占有不僅包括實際的物質占有和控制，而且強調社會一般概念中對財產的占有和控制。根據一般社會觀念判斷占有時，應綜合考慮占有意圖、時間、地點等因素進行綜合判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占有放松并不是占有的處置。占有放松是指占有從嚴格支配狀態放松到松散支配狀態的情況，尤其是從物理現實支配狀態放松到社會概念支配狀態的情況。例如，咖啡店店員將咖啡和杯子遞給顧客后，雖然顧客在物理上控制了杯子，但從一般社會角度來看，當顧客在咖啡店使用杯子喝咖啡時，咖啡店仍然擁有杯子。這就是擁有放松。在判斷放寬占有時，應特別注意審查被害人是否仍有主觀占有意圖。可以說，當被害人與被告同時在場時，即使被告直接持有該財產，從一般社會觀念來看，仍然認為被害人占有該財產，而只是一種財產。松弛占有的情況。此時，該財產的占有、控制關系尚未合法轉移，即受害人尚未處分該財產。但如果行為人將財物帶離現場，受害人又未制止，則應認為該財物的占有、控制關系發生了變化。

就本案而言，受害人將手機等財物交給被告人丁小軍后，受害人仍然在場并占有該財物。受害人可以隨時要求被告返還財產并重新獲得對該財產的實際控制權。這只是放松控球權的情況。當丁小軍編造拍照或駕駛警車等借口攜帶受害人財物離開現場時，受害人并沒有要求恢復對財物的物理控制或保持寬松的占有狀態。而是默許被告離開現場，讓被告實現了自己的財產權利。本案中，應當認定被告已取得合法占有。受害人之所以同意被告拿走其財物離開，是因為被告捏造事實，導致其產生錯誤認識，進而對財物的占有作出錯誤處理。也就是說，本案的損失是由于受害人受騙，錯誤認識而“自愿”處分財產造成的。因此，丁小軍的行為應構成詐騙罪。

綜上所述，當受害人因受騙而將手機等財物交給被告人時，他不能認為自己已經處置了該財產，因為從一般社會觀念來看，受害人仍然占有該財產。這是一個松弛占有的情況。此時，被告人攜帶財物偷逃的，應認定為盜竊罪；被告人攜財物公然逃跑的，可以認定為搶劫罪；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使被害人不敢或者不能反抗，然后離開的，可以認定為搶劫罪；只有在受害人明知被告人攜帶財物離開而沒有反對或者明確表示同意的情況下，才能認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本案中，被告將財物帶離現場時，受害人沒有表示任何異議，也沒有采取積極措施維持對財物的占有。相反，他默許并同意被告完全占有該財產。其“自愿”處分財產的行為，是基于被告人的欺騙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故二審改判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