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量刑能減刑多少舉例(認罪認罰量刑能減刑多少年)

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如何確定從寬量刑的幅度？——又關于魯建輝[2019]10號第四十條第二款的討論。筆者近期在山東省某地辦理了一起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貪污罪被刑事拘留。拘留期間，他主動向監事會報告。不清楚……認罪認罰案件的量刑幅度具體如何把握？

——又討論魯建會[2019]10號第四十條第二款的討論意見

筆者近日在山東某地辦理了一起職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貪污罪被拘留。羈押期間，他主動供述監事會不知曉已完成行賄237萬元、未遂行賄101萬元的事實。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新年和假期期間接受了禮物，并且他們獲得的大部分收益都是合法利益）。監事會調查期間，贓物全部歸還，并寫下多封悔罪書，表現出深刻的認罪悔罪態度。希望他們能夠認罪并接受處罰。寬大制度是從輕處罰。

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后，控辯雙方在如何理解和適用認罪認罰制度、如何縮小受賄罪基刑幅度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作為辯護人，筆者提出，對于受賄罪，如果犯罪嫌疑人自首、監委階段返還全部贓物、有罪供述穩定、有深刻的認罪悔罪態度等，他希望減刑60%以上。理由是：根據最高法的量刑指引，自首可以降低到40%以下，返還贓物可以降低到30%以下。考慮到該案的犯罪情節，行賄罪減少60%并不為過。

但檢察官表示，不能這樣計算。理由是：根據山東省公安廳、檢察院、司法廳《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理刑事案件的實施細則》號第四十條第二款的規定，投案自首、認罪、返還贓物的，有罪認罪悔罪等情形不再單獨考慮，不能重復適用。另外，考慮到本地其他類似案件的量刑平衡問題，不宜過于寬大。因此，將受賄罪的已完成部分和未遂部分加起來，總共的量刑建議是五年半。

1、認罪認罰應當作為獨立量刑情節進行評價。

山東省公安廳《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辦理刑事案件的實施細則》號第四十條第二款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有其他法定量刑情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全面認罪。對于認罰等法定量刑情節，可以參照相關量刑規范，提出減刑60%以下的量刑建議；對于輕微犯罪，量刑建議可以比基本刑減輕60%以上。自首、認罪、當庭自愿認罪、退贓賠償、賠償諒解、刑事和解、羈押表現良好等情況，不再在認罪處罰案件中單獨考慮，避免重復適用。”

筆者認為，雖然推算各種情節的方法簡單，但60%以下的量刑幅度范圍過寬，且沒有具體的減刑量化標準，不利于控辯雙方談判，且也違背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初衷和內涵。

根據2019年五部委《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號規定，“九、把握寬大處理。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時、認罪認罰訴訟的不同階段、查明案件事實的價值和意義、是否有真誠悔罪、犯罪的嚴重程度等，其限度和范圍寬大程度應當綜合考慮確定。在刑罰評價上，主動認罪優于被動認罪，提前認罪優于晚期認罪，坦白完全優于不完全認罪，穩定認罪優于不穩定認罪。認罪認罰的從寬一般應當大于僅認罪、認罪不處罰的從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認罪的，同時認罪認罰。接受懲罰。在法定量刑幅度內應當給予較大的從寬。”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院院長苗生明在《第《〈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的理解與適用》號文章》中指出，“認罪認罰應當作為獨立量刑情節進行評價。認罪認罰從寬一般應大于認罪認罰、認罪不認罰的從寬幅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自首、坦白情節，同時認罪認罰的，在法定處罰幅度內，應當給予較大的從寬幅度。需要注意的是，與自首、認罪交叉重疊的“坦白”部分，在具體把握寬大范圍時，不再重復評價。”

綜合上述解釋，顯然認罪認罰應當作為獨立的量刑情節來評價。另外，不重復評價僅限于認罪處罰、自首認罪，不包括返還贓物。如果行為人也主動退還贓物，則應單獨評估。根據五部委《人民檢察》規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認罪認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接受處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的犯罪行為真誠地悔罪，愿意接受處罰。可見，“愿意接受處罰”最多包括愿意退還贓物，但實際退還全部贓物并不是認罪認罰的前提。因此，返還贓物應作為單獨的量刑情節來評價，返還越早、越及時、越全面，量刑就越大。

2、魯建會[2019]10號）第四十條第二款關于認罪認罰案件的處理結合各種量刑情節綜合判斷，不利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

《指導意見》規定：“二有多種量刑情節的，一般根據每種量刑情節的調整比例，采用同方向加、反方向減的方法調整基數；存在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為能力精神病人犯罪、聾啞人、盲人犯罪，以及存在防衛過度、避險過度等量刑情節的，犯罪準備、犯罪未遂、停止犯罪、共犯、脅迫、教唆的，應當首先適用量刑情節調整基刑，在此基礎上適用其他量刑情節調整。”它還規定，“量刑時，應當充分考慮各種法定量刑情節和裁量量刑情節，充分考慮案件全部犯罪事實和量刑情節。根據不同情況，依法確定量刑情節的適用和調整比例。……4、對于自首情節，綜合考慮犯罪動機、時間、方式、犯罪嚴重程度、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悔罪表現等，可以降低基準。犯罪較輕的，可以依法減輕基刑百分之四十以上或者免予處罰。……八、返還贓物或者賠償，應當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考慮返還贓物或者賠償對損害結果的影響。賠償程度、贓物及賠償金額、主動程度可減少基刑30%以內。”

從最高法量刑指導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清楚地得出一個結論。自首、返還贓物和賠償是明顯不同的量刑情節，各自有不同的從寬量刑幅度。更何況，自首的認定并不需要以返還贓物、賠償為依據。前提。如果被告人自首并返還全部贓物和賠償金，根據最高法的量刑指導，如果存在多種量刑情節，一般會根據每種量刑情節的調整比例和刑罰基數進行調整。采用同方向添加的方法。最高刑罰可減刑70%以上。

當被告人認罪并接受處罰時，本來根據五部委《最高法量刑指導意見》的規定，應給予較大的寬大處理。但根據魯建會[2019]10號規定，自首、返還贓物與賠償一并考慮，被告人認罪認罰。寬大幅度為“減少量刑建議60%以下”，只有在犯罪情節較輕的情況下，才會考慮減少基本量刑60%以上。這顯然有悖于認罪認罰從寬指導方針的制定初衷。

山東省的規定只提到“犯罪情節較輕”時可以減輕60%以上的基刑。如何理解“犯罪情節輕微”，目前尚無統一標準。如果法定最高刑在三年以下，是不是認為犯罪情節較輕，或者說不只是根據數額，而應該根據犯罪情節來判斷犯罪情節較輕？就像本案的情況一樣，如果所有受賄者都自首，及時足額返還贓物，認罪悔罪態度很好，所有被動收受賄賂的人，大多數都是在尋求賄賂。正當利益和其他減輕情節的情況下，是否也應被視為“較輕的犯罪”？“？

根據五部委《指導意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本來就沒有對適用的案件范圍、罪名和可能處罰的范圍進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涉嫌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愿意接受處罰。適用于所有案件，不能因犯罪情節輕微、犯罪情節嚴重、犯罪特殊等原因，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動認罪認罰、獲得寬大處理的機會。

例如，被告人認罪悔罪、退還全部贓物、自首的，如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南，最高可減刑70%甚至更高。有罪受罰不適用。但如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根據山東省規定，只能減刑最高刑罰的60%。只有罪行較輕時，才會減刑60%以上。而且，辦案機關通常會打折扣，而且往往不給予最高減刑。如果遵循最高法的量刑指導，最高減免幅度可達70%，折扣幅度可達60%；但如果按照山東省的實施細則，如果犯罪行為不屬于“輕微犯罪”，則刑期最高只能減刑60%，折扣變為50%以下。這種情況下，認罪認罰的人最好不要適用從寬制度。這當然不是系統設計的初衷。

3、當辯方對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有異議且無法達成一致時，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更符合認罪認罰制度的精神。

目前，檢察院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態度來看，它強調精準量刑。越來越多的認罪認罰案件提出量刑建議確定量刑。不可否認，確定量刑建議確實有其明顯的優勢。

《檢察日報》曾發表文章稱，量刑建議意味著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智慧和自愿性得到了更有力的保證。這有利于減少被告人就量刑問題提出上訴的概率，減輕被告人認罪認罰案件的負擔。”上訴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其次，檢察院以科學的量刑思維和量刑方法，在正確處理報應與預防、公共利益保護與犯罪分子有罪關系的基礎上，提出明確的量刑建議。法院可以直接受理，有助于節省法院的司法成本。最后，量刑建議對被追訴人具有從寬的實質含義，反饋到刑事執行層面將直接帶來訴后程序的資源節約。”。

筆者認為，量刑建議發揮上述作用的前提是控辯方式能夠在預審階段通過協商就量刑問題達成一致。但關鍵是，如果辯方認為公訴人的量刑仍然過重、有充分依據，且公訴人不愿意降低價格時，被告人就會猶豫是否簽署認罪書和起訴過程中的處罰。如果不簽字，檢察官往往會說量刑只能更重。如果你簽字了，以后法院可能會據此判決，但不會愿意這樣做。于是，一些被告不情愿地簽署了擔保書，這實際上是非自愿的。經開庭審理，目前各地檢察院都不同程度地建議低于有期徒刑。

根據五部委第《指導意見》號規定，調查階段“接受處罰”，是指表示愿意接受處罰；審查起訴階段，“認罰”是指接受人民檢察院起訴或者不起訴的決定，認可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并簽署認罪認罰書。審訊階段，該人當庭確認，自愿簽署擔保書，并愿意接受處罰。

這意味著，如果你想在審查起訴階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并且檢察官提出了定罪和量刑建議，因為認罪意味著你必須接受提出的定罪建議。檢察院認定的，否則不適用。但根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指導意見》精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認罪情節，同時認罪認罰的，相對較大的在法定處罰幅度內，應當從寬處罰。”

量刑建議簽署后，法院一般應當按照刑事訴訟法第210條的規定予以采納。法院如何才能在量刑上更加寬大呢？如果不簽字，就代表不認罪，不能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但在量刑幅度方面卻有所不同。法院仍可以根據審判情況，在檢察官提出的幅度內對人判處最低量刑，可以體現更大的寬大處理。

筆者認為，當辯方提出公訴人給出的量刑建議過高，進而提出有充分依據的異議，但又無法與公訴人達成一致時，辯方并不想放棄量刑建議的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此情況下，檢察院應當提出量刑建議，并將量刑建議放寬至擬定刑和量刑建議以下的量刑建議。這樣既能讓被告人心理上更容易接受，也能讓辯方在庭審過程中爭取更大的范圍。寬大處理的機會。

4、行賄部分與未遂部分并存時，應先計算已完成部分的基刑，在此基礎上，對未遂部分適當加重量刑，而不是單獨計算未遂部分，然后簡單相加到完成的部分。不然的話，會很容易的。造成量刑失衡

以筆者開頭提到的案件為例，收受賄賂金額為237萬元。根據貪污賄賂司法解釋，20萬是三年以上，300萬是十年，也就是說每增加40萬就是一年。受賄237萬元，基刑應定為8年零5個月，即101個月。因為在監事會調查初期，被告主動交代了所有尚不知曉的行賄事實。大部分行賄事實是行賄者在中秋節和春節期間發送的購物卡。完成的部分總共237萬，沒有一個是主動的。對于索賄，有及時退還全部贓物情節并有深刻悔罪的，可以按照最高法的量刑指引，在自首減刑30%的基礎上計算，并扣除返還贓物30%，總共減免60%。

受賄罪完成部分237萬元，刑期可以是101個月*=40.4；

對于受賄未遂數額為101萬元的，根據最高法量刑指南，可以減少基數50%以下。同時，行賄未遂還涉及自首。根據最高法量刑指南規定，“犯罪未遂、停止犯罪、共犯、脅迫從犯、教唆罪”，如有其他量刑情節的，先根據量刑情節調整基刑，再根據其他量刑情節調整基刑。將在此基礎上應用。”

受賄罪未遂部分的計算方法應為：受賄101萬元，基期五年。在未遂和所有自首情況下，處罰仍為未遂50%，自首30%，60個月**=21個月，即9個月一年內。

已完成和未遂行賄的簡單總和：3年零4個月+1年零9個月=5年零1個月

如果338萬元全部算清，基刑按10年計算。如果認罪、悔罪、自首、返還全部贓物減少60%，即120個月*=48個月，遠短于已完成刑期和嘗試刑期的簡單總和。如果同等情節按照總體減少50%計算，行賄成功的刑期為5年。

而且，問題在于，本案中，338萬被告人并非全部都是受賄罪，而是有101萬名被告人是犯罪未遂，237萬名被告人是犯罪已完成。無論如何，都應該比他們交出并返還全部贓物時完成的賄賂金額來計算。前4、5歲應該更年輕才合理。因此，完成部分和未遂部分的計算不能簡單相加，否則顯然會造成量刑的不平衡。考慮到本案的實際情況，在既遂罪基準刑的基礎上，對未遂部分增加6個月以下刑期較為合適。但檢察官以受賄罪給出的建議刑期為5年6個月，明顯偏高。

相關司法解釋和刑事審判參考案例也持相同觀點。2010年3月，《指導意見》第2條第二款規定：“貨物銷售金額和未售出貨值分別達到不同法定處罰幅度或者同時達到相同法定處罰幅度的，在法定處罰幅度內處罰更重的處罰。可以適當從重處罰。”201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詐騙行為既有既遂詐騙又有未遂詐騙，達到不同量刑幅度的，按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如果詐騙罪達到同等量刑幅度，則詐騙罪已受處罰。”

刑事審判參考號：1089——楊德林濫用職權、受賄案，如何認定濫用職權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并用于犯罪的個人財物，以及如何處罰受賄、未遂賄賂。文章認為，“上述司法解釋屬于受賄罪”，對既遂行賄和未遂行賄的處罰提供了重要參考。實際操作中，您可以借鑒和參考上述規則進行處理。具體來說，首先，要根據已行賄數額和未遂行賄數額確定被告人相應的法定刑罰。范圍；以后，如果已完成部分對應的量刑幅度較重或者已完成部分與未遂部分對應的量刑幅度相同，則在已完成部分對應的量刑范圍的基礎上，酌情從重處罰；如果未遂部分對應的量刑幅度較大，情節嚴重的，則根據量刑幅度酌情從重處罰。”

總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執行過程中確實出現了很多新問題。在預審過程中，要充分利用這一制度，發揮這一制度的優勢，控辯雙方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真正開展平等對話。辯方在尊重檢察院主導作用的同時，檢察院也應真正聽取律師意見，尊重辯方協商量刑的權利，充分考慮律師意見中合理的部分，而不是最后做出決定，一味要求辯方不要被動接受，而應該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拓展空間。只有經過多次協商，相互妥協和讓步，然后達成一致，才符合制度設計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