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條件是什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條件有哪些)

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新設立的罪名《刑法修正案（九）》。理論上，一般認為該罪屬于協助犯罪的主罪。但該罪很難在共犯框架內理解和適用，難以滿足打擊網絡犯罪的現實需要。尤其是打擊網絡犯罪的迫切需要。

一、“幫助罪犯成為主犯”的解釋及不足

主流觀點認為，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主犯。網絡犯罪的幫助行為被刑法明確規定后，不再是主犯的從犯，而是獨立的主犯。網絡犯罪協助行為之所以升級為主犯，主要基于以下兩點原因：（1）網絡犯罪協助行為社會危害嚴重，在共同犯罪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超越了執行行為；（二）網絡犯罪幫助行為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網絡技術突破了傳統物質社會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不僅可以讓施助者同時向多人提供幫助，而且將施助者和被幫助者連接起來。它們地理位置分散，給打擊網絡犯罪帶來追蹤、取證困難、成本高等困難。因此，為了有效打擊網絡犯罪，擺脫對共犯定罪量刑依賴主犯的查處，刑法設立了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但從犯轉變為主犯所獲得的獨立并不是完全的獨立。從犯成為主犯后，刑事責任仍屬于從屬。一方面，協助網絡犯罪行為作為協助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犯罪的行為是獨立的。另一方面，助人行為作為一種關聯犯罪，具有從屬性。這種雙重屬性限制了此類犯罪的監管潛力，并阻止了真正需要打擊的網絡犯罪助人行為受到懲罰。例如，多種助人行為作為一個整體會造成嚴重后果。社會危害，但任何助人行為都不能被定罪。這種讓犯罪分子成為主犯的妥協方式已經無法應對網絡犯罪分工細化、形態變異的新形勢。

與傳統犯罪的合作模式相比，網絡犯罪的合作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網絡犯罪合作不再是傳統社會中個人之間、組織內部、群體內部的小規模合作，而是擴展到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社會合作。據騰訊《2018上半年互聯網黑產研究報告》統計，目前至少已形成7條主流網絡黑色產業鏈，包括暗扣話費黑色產業、廣告流量變現黑色產業、勒索軟件解密黑色產業、DDoS攻擊黑色產業等。黑色產業已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經營范圍不斷擴大。此外，網絡非法行業也呈現出分工日益細化、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發展趨勢。各類非法行業從業人員分工明確、合作密切。以DDoS攻擊產業鏈為例，已分化為黑客軟件作者、肉雞經銷商、擔保商、接單平臺、攻擊者等不同角色。各個從業者各司其職，躲在互聯網里。他們互不認識。基于傳統犯罪合作模式而形成的共犯理論已經無法應對這種主觀上聯系松散、客觀上相互配合、地域上分散隱蔽的犯罪形態。網絡犯罪從民間合作向社會化合作的轉變，從根本上決定了打擊網絡犯罪助人行為的思路必須轉變。

二、對“累計犯罪”的重新解釋與實踐認識

一、“累計犯罪”的重新解釋

新思維指出，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不是共犯，而是獨立的新型網絡犯罪。該行為對其他犯罪有幫助，并不意味著必須將其評價為共犯。該罪是有客觀事實依據的。它在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中都具有獨立的地位。它不僅在黑色產業鏈中具有獨立地位，而且擁有完整的罪刑結構。不受相關犯罪法定量刑的影響。沒有必要強行認定其為從犯。這一思路重新解釋了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犯罪結構，指出該罪具有“累加罪”的特征，而刑法規定的罪名一般為“單一罪”，并說明該罪多是因單一危害行為造成嚴重危害后果或者重大危險的。還有一些犯罪行為涉及多種行為、造成多種危害后果，如多次受賄、多次搶劫等。這種犯罪稱為累積犯罪或累積犯罪。“累積犯罪”的基本結構是“行為量大損失量小（損害額小）”。它與“單額犯罪”和累積犯罪的區別在于：（1）單一危害行為的危害較低；（二）危害行為數量遠遠超過犯罪累計數量。在實際辦理案件時，如果存在多種協助網絡犯罪分子的行為，應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如何處理：如果單一的協助行為可以被評估為“嚴重危害”，則這種情況是多種情況的組合。該犯罪行為以及協助犯罪者；如果存在多次協助行為，則每一次網絡幫助行為都被定性為“情節明顯、危害較輕”，但如果多次網絡幫助行為整體可以評價為“情節嚴重”，則構成協助罪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才得以成立。

“累積犯罪”的評價思想對應了網絡社會產生的新損害模型。在傳統社會中，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行為只能對特定地理范圍內的少數主體造成傷害。與此不同的是，網絡社會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得行為能夠跨地區傷害數百甚至數千個主體。造成損害的主體數以千計，而當損害僅是微量時，如果按照傳統犯罪的犯罪結構，可能無法基于任何一項行為來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為例，根據相關司法解釋，非法獲取、出售、提供行蹤信息50條以上、住宿信息500條以上的，即構成“情節嚴重”，金額達到上述標準的10倍以上。屬于“情節特別嚴重”。顯然，非法出售個人軌跡信息、住宿信息所造成的法律侵害微乎其微，不值得刑事處罰。但非法出售500人、5000人的軌跡信息或住宿信息所積累的危害已不再是小事。足以構成刑事起訴。對于這種大規模分散損害的評估，可能需要從局部視角轉向整體視角。對于網絡犯罪的助人行為，需要綜合衡量助人者在整個犯罪黑色產業鏈中的作用，以及助人行為對每個被幫助個體的作用。在考慮到行為所涉及的危害、幫助行為的數量以及幫助者獲得的巨大利益之后，我們應該承認，值得刑事處罰的是幫助行為本身所累積的危害總量，而不僅僅是幫助行為本身。相關犯罪。因執行該行為而造成的損害。

二、“累計犯罪”的現實認定

幫助網絡犯罪分子的行為本身造成的累積危害已經引起司法實踐的關注。

一是實踐中運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進行規制。網絡犯罪協助行為有多種，但單一的協助行為并不能認定為犯罪。這實際上承認了本罪具有脫離共犯論的能力。獨立地位承認協助行為本身的累積危害值得刑事處罰。例如，被告冷某在淘寶店出租了一個固定電話號碼。盡管明知詐騙者從事電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仍提供電話轉接服務（固定電話綁定手機號碼），被騙359萬元。本案中，冷某租用的一部手機被詐騙團伙使用。此外，冷某租用的39張固定電話卡還涉及其他電信詐騙案件100多起，涉案金額超過1800萬元。在被騙359萬元的案件中，除了冷某出售的號碼外，還有另外兩個電話號碼被用于詐騙。其余400多起詐騙案件中，冷某出售的電話號碼與受害人報案的號碼相同。財產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也非常松散和模糊。根據法庭掌握的證據，不可能對冷某的任何幫助行為定罪。但由于多次幫助行為累積的社會危害較大，法院認定冷某某犯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2016]浙0604行初1032號）。

其次，司法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獨立地位，但對“累計犯罪”的“數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明知是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他人實施犯罪的，因客觀條件的限制，確實無法核實被幫助人是否實施犯罪，但相關數額合計達到第二前款的項目。超過第四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以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刑事責任。這種司法解釋的大膽嘗試，實際上是打擊網絡犯罪的現實困境所迫。當被幫助的對象分散、隱藏在網絡空間的各個角落且無法追蹤，且幫助者的行為確實是專門為幫助犯罪而設計時，只能嘗試改變傳統的犯罪數額計算方式，認識到在有些情況下，即使沒有證實受助人的行為已達到犯罪程度，仍可以追究施助人的刑事責任。

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刑法對互聯網時代網絡犯罪的戰略應對。為了應對網絡犯罪合作新形式，彌補傳統共犯理論在打擊網絡犯罪中的缺陷，應認識到幫助行為本身的累積危害性，使之具有刑事處罰的合法性，使該犯罪成為尖銳的犯罪行為。打擊網絡犯罪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