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瞞掩飾犯罪所得立案標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刑法312條)

案件基本事實

2021年6月，應上游犯罪分子（尚未被起訴）要求，曾某以從事網絡直播為名，與他人一起向某電信公司申請了12個套餐，共60個固定電話號碼（已被處理）。另案），并約定“尚甲”每月支付他9000多元的工資，同時他還將獲得相應的傭金。后來，盡管曾某明知其前家人從事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但他仍應其要求安裝了電話交換機。隨后四天內，犯罪分子通過電話交換機作案30起，詐騙金額超過100萬元。事件發生后，曾某尚未獲得任何實際收益。調查機關以涉嫌詐騙罪對曾某立案偵查。經某區檢察院審查，認為曾某的行為已構成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需要提起公訴。2021年12月3日，法院依法公開審理此案，曾某當庭認罪并接受處罰。最終，法院采納了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以犯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曾某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

遵循競爭與合作的規則，必須考慮——

犯罪范圍適當、量刑均衡

作者：于海松（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處處長）

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加入詐騙團伙或者與詐騙團伙形成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長期向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轉賬、提取現金的，可以按照詐騙罪的共犯。其他情況，應當適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刑法關于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規定，本質上定位為攔截性規定。對此，刑法第287條之二第三款規定，為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提供便利的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罪的，依照刑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據此，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只有在沒有其他罪名較重處罰的空間時才適用。但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刑罰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通常比被協助人實施網絡犯罪等其他犯罪的法定刑要輕。或相關犯罪，例如掩蓋或隱藏犯罪所得。這使得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相關犯罪難以區分，司法實踐有時會出現混亂。就上述案件而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適用罪名的選擇。司法機關最終選擇適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恰當的，對類似案件的辦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刑法修改前切斷網絡犯罪協助刑事規制范圍（九）

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所涉及的情況當然包括一些以前已有的犯罪無法規制的情況，但也包括部分切斷已有的犯罪范圍。需要看到的是，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成立之前，司法實踐對于協助網絡犯罪并非完全無能為力。其他犯罪也可能適用于相當一部分行為或作為共犯受到懲罰。基于此，現行對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并并處罰并不能完全遵循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辦案思路。而是應當根據刑法的規定準確判斷所涉及的行為是否可以轉化為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犯罪。

特別是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相當一部分行為與原來的共犯是割裂的，因此如何將其與共犯區分開來的問題至關重要。對于以幫助行為獨立定罪為基礎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由于部分幫助人已被獨立定罪，原則上即使與主犯存在共犯關系，也必須適用獨立定罪。當然，作為例外，以共犯處罰主要適用于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難以處罰的情況。具體案件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是主觀上是否存在故意接觸，客觀上是否參與了被幫助人后續實施的犯罪行為。對此，就“兩卡”案件而言，司法實踐已達成共識：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加入詐騙團伙或者與詐騙團伙形成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向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轉賬提取現金。可以作為詐騙罪的共犯處罰。其他情況，應當適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上述處理思路當然可以適用于非典型的“雙卡”案件。本期《觀點與案例》所討論的案例就是合適的例子。本案并未通過“兩卡”為電信網絡詐騙提供協助，而是通過提供租賃固定電話號碼、改碼服務等方式提供協助。就主觀知情程度而言，行為人的知情程度一般且放任；從參與時間來看，只有四天時間，尚未形成長期合作關系。據此，將曾某的行為認定為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較為恰當。

落實罪刑相稱原則

罪刑相稱原則是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犯罪的選擇本身就是一個權衡的過程，其中自然包含了罪刑相稱原則的考慮。在并懲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時，要特別注意防止罪刑倒置：幫助行為侵犯合法權益較大的，可以不以共犯論處；但對于侵害合法權益程度相對有限的，可以不作為共犯處罰。幫助行為按共犯論處，或者適用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等其他犯罪。由于現行的定罪量刑標準，可能存在犯罪范圍過寬或者處罰過重的情況。

如上所述，在協助網絡犯罪行為能夠獨立定罪的前提下，自然可以將協助行為的一部分劃入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進行評價。這一削減的關鍵是滿足罪刑相稱原則的要求。就“兩卡”案件而言，對于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加入詐騙團伙或者與詐騙團伙形成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并向其提供銀行卡或者轉移現金的人長期以來，參與分享利益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即使不能體現侵害合法權益的程度，也可以作為詐騙罪的共犯處罰。相反，對于其他協助行為，如果以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足以評價侵害法益程度的，應當以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處罰。

對于上述非典型的“雙卡”案例也應進行類似的考慮。就上述案件而言，考慮到行為人的主觀認識程度、參與時間長短等因素，特別是沒有實際獲利的事實，應當適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量刑應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罰應當確定在刑罰與犯罪相稱的范圍內。基于此，本案宜適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刑罰自由裁量上實現應有的處罰。

值得一提的是，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罪的區別也應從上述兩個方面來把握。作為一個獨立設定的犯罪，理解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需要回到刑法規定本身。從刑法第287條之二的規定來看，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規制范圍并不限于協助行為構成犯罪的情形。所涉及的援助可以是事件發生前和事件發生期間的援助，也可以是事件發生后的援助。行為。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罪的區分，不應以時間點為依據，而應以行為性質為依據。特別是，這一認定可以防止一些事后協助的“兩證”案件中因掩蓋、隱匿犯罪所得而造成的“損失過大”問題。此外，刑法第287條之二對于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描述，明確包含“支付、結算”。據此，行為人向他人出售、出租銀行卡后，明知是犯罪所得、收益，而代為轉賬、套現、提取現金，或者提供人臉識別等驗證配合他人轉賬，兌現，或提取現金。對于提供服務的人，不必直接適用包庇、隱匿犯罪所得罪，而應在罪刑平衡的基礎上進一步考慮。即對于可以作為犯罪處罰且適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行為，也可以考慮適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犯罪。

綜上所述，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增多的背景下，司法機關限制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適用已成為共識。但要防止“矯枉過正”，避免適用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可能性。為實現罪刑平衡，將再次適用掩飾、隱匿犯罪所得或者被視為詐騙罪共犯罪。可以說，妥善限制協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伸張正義罪的本質實質應該是罪刑范圍的適當與刑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