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定盜竊數額(盜竊怎么判定)

2017年6月26日，被告人劉某英使用其手機號碼在某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經營的海城商城APP平臺上注冊賬號，利用平臺的系統漏洞，通過發放負金額紅包的方式分四次向其賬戶充值，共計人民幣65.21萬元。

然后把賬戶里的余額提現到綁定的銀行卡里，被平臺發現。其間，劉某英已累計提現21050元，另有94398元正在申請提現中，剩余434652元未申請提現。案發后，劉某英于2017年6月29日被。

通過微信轉賬的方式將人民幣365050元返還至被害人周莫言的微信賬戶。

2018年6月26日，被告人劉某英利用某電子商務公司經營的海城商城APP平臺的系統漏洞，非法充值提現后，將該方法告知肖（已判刑）、徐某某（15歲）。其中，

肖使用劉某英教授的方法在海城商城APP平臺非法充值提現3500元，并給予劉某英好處費2000元；通過劉某英教授的方法，

賬戶金額543164元在海城商城APP平臺上被非法充值，他申請從中提現43164元。提現因平臺發現系統漏洞而終止，徐某某未能成功提現。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劉某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利用計算機竊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劉某英還故意向他人傳授利用計算機實施盜竊犯罪的方法，其行為構成傳授犯罪方法罪。劉某英連續四次通過其注冊賬戶發送負紅包。

向光大銀行賬戶充值65.21萬元，并發起取款申請。由于被害人及時發現，劉某英僅成功提現21050元，主觀上明顯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劉某英的盜竊行為既包括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65.21萬元）為盜竊目標，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盜竊未遂，也包括成功盜竊并提取現金21050元。

根據法律規定，應當處罰較重的盜竊未遂數額，故對劉某英及其辯護人以實際盜竊的人民幣21050元作為定罪量刑數額的意見不予采納。因此，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九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九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二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劉某英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

并處罰金人民幣4萬元；犯傳授犯罪方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劉某英提起上訴，主張其在申請取款時僅構成盜竊未遂94398元，未申請取款的434652元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構成盜竊未遂，不屬于“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情形。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劉某英從賬戶充值開始就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充值后，他對賬戶中的余額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支配和控制，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提取所有現金。

因此，本案盜竊未遂的數額應視為529050元的數額，該數額尚未成功提現。數額特別巨大，相關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據此，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主要問題：如果行為人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盜竊對象，但只是出于意志以外的原因盜竊數額較大的財物，如何認定盜竊數額和選擇法定刑幅度？

裁判理由：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數額特別巨大”是盜竊罪法定刑升級的條件。那么，這里的“數額特別巨大”是指行為人實際竊取的財物數額。

還是也包括行為人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盜竊對象，但最終沒有盜竊財物或者只盜竊了少量財物的情形？換句話說，如果盜竊數額特別巨大，是否允許未遂？對此，刑法理論和實務界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

財產犯罪中的“數額特別巨大”屬于簡單量刑情節。只有當它可用或不可用時，才不存在未遂的問題。只有當成功的實際數量達到（特別是）巨大的水平時，

為了適用法定刑數額巨大（特別是）；如果行為人意圖盜竊數額巨大（特別是）的財物，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則不能適用數額巨大（特別是）的法定刑，只能適用數額較大的法定刑，可以適用犯罪未遂的規定。

本案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劉某英雖然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65.21萬元）為盜竊目標，但實際被盜財物僅達到21020元，屬于“數額較大”，因此應當將該數額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另一種觀點認為，

財產犯罪中的“數額巨大（特別巨大）”不是簡單的量刑情節，而是加重的構成要件。這種加重犯構成以犯罪未遂的形式存在。當行為符合加重犯構成要件但未發生既遂結果時，成立加重犯未遂，適用分則規定的加重法定刑。

同時，適用關于犯罪未遂的一般規定。

黃浦魯班路刑事律師同意上述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一）當行為人明確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對象時，即使未盜竊該財物或實際盜竊的財物價值不大，也應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同時適用犯罪未遂的相關規定。

由于大多數盜竊案件中的行為人事先并沒有明確的目標，而是抱著“能盜則盜”的心態實施盜竊，因此以被盜財物的實際價值確定數額已成為通行做法。

然而，這種做法沒有考慮到行為人的盜竊目標是明確的。當他針對特定目標實施盜竊時，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成功或僅部分成功。如果他不考慮主觀故意的財產價值，而只是談論實際被盜財產的數額，這顯然有客觀歸罪的嫌疑。

容易導致處罰過重或處罰不足等問題。一方面，當行為人對價值不大的財物實施盜竊時，如果他只是想偷一床被子御寒，但他沒有料到被子里藏著巨額現金，如果不考慮他的主觀認識因素，

以實際贏的錢數來判斷會導致十年以上的量刑，明顯過重。另一方面，當行為人以價值極其巨大的財物作為盜竊目標時，如潛入博物館意圖盜竊一件珍貴文物，但由于報警聲而未能得逞時，如果以實際成功數額確定，

不可能以盜竊罪處罰行為人，這顯然是放縱犯罪。面對上述問題，相關司法解釋及時作出了回應，規定如果行為人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犯罪對象，即使最終沒有盜竊任何財物，仍可以盜竊罪（未遂）定罪處罰。

2013年“兩高”發布的《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3盜竊解釋》）明確規定：“盜竊未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以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目標的；（二）以珍貴文物為盜竊目標的。”【1】同樣，

2011年發布的《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詐騙解釋》）第五條也有類似規定：“詐騙未遂，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詐騙對象，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二）行為人沒有實施針對特定財物的盜竊行為，犯罪數額應以其實際得手的數額確定。

從司法實踐來看，大多數盜竊案件中的行為人往往事先并沒有明確的盜竊目標，而是抱著“能盜則盜”的心態實施盜竊。因為盜竊是典型的數額犯罪，

除多次盜竊、入室盜竊和攜帶兇器盜竊等特定形式外，其他情況下均需要“數額較大”才能構成盜竊罪。在盜竊成功的情況下，按照被盜財物的實際價值確定數額沒有問題。

因為這種“盡可能多地盜竊”的主觀故意既包括數額較小不值得刑法評價的財物，也包括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甚至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無論行為人實際竊取了多少財產，都是在他的主觀意愿范圍內。

因此，認定犯罪并以此數額選擇法定刑是符合刑法原則的。同樣，在沒有盜竊任何財物的情況下，由于行為人主觀上沒有明確的盜竊目標，無法認定盜竊數額，進而無法認定為盜竊罪。在這方面，

相關司法解釋均規定，犯罪數額以行為人實際取得的財物價值確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92年發布的《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92盜竊解釋》）第一條明確規定：“盜竊數額，

指行為人通過實施盜竊行為所竊取的公私財物數額。”此后，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發布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98盜竊解釋》）第一條也規定：“盜竊數額是指行為人盜竊公私財物的數額”。

同樣，對于搶劫罪數額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月6日發布的《關于審理搶劫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搶劫意見》）第二條規定：“搶劫數額以實際搶劫的財物數額為準。”

但上述司法解釋僅規定了特定財物是盜竊罪、詐騙罪的犯罪對象，即使未得逞，也應按犯罪未遂處理，但對本案中盜竊罪、詐騙罪的數額如何認定、量刑檔次如何選擇并無規定。

有人認為數額應當高于基本犯的定罪門檻，即數額特別巨大的盜竊、詐騙未遂應當按照盜竊、詐騙的基本犯罪未遂處罰。黃浦魯班路刑事律師認為，這種做法是有問題的。

不僅違背刑法關于犯罪構成與未遂犯的原理，而且人為地降低量刑檔次并以未遂來處理也容易放縱犯罪。事實上，財產犯罪中的“數額（特別）巨大”并非單純的量刑情節，而是加重構成要件。

根據犯罪構成及未遂犯的基本原理，故意的加重犯同故意的基本犯一樣，均存在未遂形態。當行為符合加重的犯罪構成，只是沒有發生既遂結果時，應當成立加重犯的未遂犯，適用分則的加重法定刑，

同時適用總則關于未遂犯的規定。而且，當行為人以數額特別巨大財物為明確目標時，即使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犯罪數額也容易確定，按照數額特別巨大的未遂犯來處理也不存在數額難以認定的問題。為此，

《搶劫意見》第二條第三項明確規定：“對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明確目標，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搶到財物或實際搶得的財物數額不大的，應同時認定‘搶劫數額特別巨大’和犯罪未遂的情節，

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結合未遂犯的處理原則量刑。”

（三）當行為人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明確目標，僅竊取到部分財物時，應當針對既遂與未遂情形分別量刑，并從一重處；達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處罰

針對財產犯罪，當行為人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為目標，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實現預定目標，僅獲取到部分財物時，其就實際得手部分的財物成立既遂，而就特定目標財物則屬于未遂形態。

對于這種既、未遂并存的情形應當如何定罪處罰，相關司法解釋中存在明確的規定：如針對詐騙犯罪，《詐騙解釋》第六條規定：“詐騙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別達到不同量刑幅度的，

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達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詐騙罪既遂處罰。”再如針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

2010年發布的《關于辦理非法生產、銷售煙草專賣品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銷售金額和未銷售貨值金額分別達到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或者均達到同一法定刑幅度的，在處罰較重的法定刑幅度內酌情從重處罰。”同樣，針對盜竊犯罪，

《2013盜竊解釋》第十二條明確規定：“盜竊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別達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達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盜竊罪既遂處罰。”2016年，

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通過了62號指導案例——王新明合同詐騙案，確定了在數額犯中，犯罪行為既遂與未遂并存且均構成犯罪的情況，在確定全案的法定刑幅度時，先就未遂部分進行是否減輕處罰的評價，

確定未遂部分所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再與既遂部分對應的法定刑幅度比較，確定全案適用的法定刑幅度。確定法定刑幅度后，將其他情節作為量刑的調節要素進而確定基準刑。

參照上述規定，本案被告人劉某英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人民幣652100元）為盜竊目標，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僅少部分得逞（21050元），法院將其認定為“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未遂是適當的。

具體到本案中來，被告人劉某英以數額特別巨大之財物（人民幣652100元）為盜竊目標，既有成功提現21050元的既遂數額，又有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未遂數額。在既、未遂并存的情況下，

法院對二者進行分別評價后，其未遂部分屬于“數額特別巨大”，根據刑法總則關于未遂的規定選擇三到十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結合被告人已經既遂的部分以及坦白等量刑情節，

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劉某英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與傳授犯罪方法罪判處的刑罰并罰，是正確的。

早在1984年“兩高”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就規定：“對于……以盜竊巨額現款、金銀或珍寶、文物為目標，即使未遂，也應當定罪并適當處罰。”此后，《92盜竊解釋》同樣規定：“盜竊未遂，

情節嚴重的，如明確以巨額現款、國家珍貴文物或者其他貴重物品等為盜竊目標的，也應定罪并依法處罰。”《98盜竊解釋》亦規定：“盜竊未遂，情節嚴重，

如以數額特別巨大的財物或者國家珍貴文物等為盜竊目標的，應當定罪處罰。”上海黃浦刑事犯罪咨詢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