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兩瓶茅臺(收兩瓶茅臺 算收禮么)

典型案件

孫，男，市委組織部黨組成員、副部長，負責干部監督工作。

案例一：2020年5月，孫某利用職務便利，向市管國有企業總經理打招呼，幫助某民營企業老板趙某順利結算承包工程款。為了感謝孫某，趙某花了5萬元買了兩箱茅臺酒送給孫某。

案例二：2020年12月，孫某利用職務便利，幫助私營企業主付某公司順利中標園林綠化工程項目。2021年1月，孫某在購買春節年貨的過程中，想從該店購買兩箱標價5萬元的茅臺酒，春節期間招待親朋好友，并叫付某到該店。

當場支付5萬元購買茅臺酒。

2021年7月，孫某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市紀委監委刑事拘留。孫某收受的前兩箱茅臺酒因家中失竊被盜；最后兩箱茅臺酒在案發時被孫某消費。

糾紛

上述情形下，對孫某是否構成犯罪存在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孫某構成受賄罪。孫某利用擔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便利，在工程款結算、工程招投標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財物價值10萬元。其行為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應當認定為受賄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孫某不構成犯罪。因孫某在作案過程中收受了4箱茅臺酒，無法對茅臺酒的真偽、價格及作案金額進行鑒定，故孫某不構成犯罪，其行為應依紀處理。

第三種意見認為孫某構成受賄罪，受賄數額為5萬元。上述兩種情況的主要區別在于孫是否對茅臺酒的價格有清晰的認識。茅臺酒已經丟失，如果你對茅臺酒的價格有清楚的了解，你將被視為受賄罪；不清楚的，按違紀處理。在這兩種情況下，

案例二符合受賄罪的條件，故孫某構成受賄罪，受賄數額為5萬元。

評分意見

上海刑辯律師咨詢并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1.孫某第一次收受茅臺酒應屬違紀處理。

案例一，孫某收到兩箱茅臺酒時，不知道趙某購買茅臺酒的具體價格。在茅臺酒已經丟失的情況下，他無法鑒定趙所送茅臺酒的真偽，價格認定部門也無法認定。賄賂是典型的數額犯罪。如果犯罪數量無法確定，

尚不能確定孫是否構成受賄罪。有人認為，雖然孫不知道趙購買兩箱茅臺酒的具體價格，但根據他的喜好和飲酒習慣，他應該可以預測兩箱茅臺酒的市場價格。根據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則，

應確定為5萬元或市場價格中的低價。筆者認為，違反刑事訴訟法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標準是，孫某雖然能夠估算出兩箱茅臺酒的價格，但這是基于孫某收受的茅臺酒是真酒而非假酒的事實，因為本案茅臺酒已經滅失。

所以我們不能排除兩箱茅臺酒是假酒的可能性。因此，如果孫某收受的茅臺酒為假酒，則按照真茅臺酒的價格構成行賄罪，這顯然不符合客觀真實和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

雖然孫某不構成受賄罪，但其行為仍可列入違紀行為范疇。根據不同的違紀違法證據標準，孫身為黨員領導干部，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茅臺酒，違反了黨章黨紀對黨員干部廉潔自律的要求。

根據《黨紀處分條例》第88條，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物。情節輕微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孫某的禮儀行為發生在黨的十九大后，頂風違紀，應給予黨紀處分。與此同時，

雖然茅臺酒已經失傳，但無法確定其真偽。但根據嚴格的紀律要求和被審計單位不得從違紀行為中獲利的原則，孫某應主動上交茅臺酒折價款5萬元，紀檢監察機關應依規收繳其違紀款。

第二，孫某二次收受茅臺酒構成受賄罪。

案例2和案例1的區別在于買的是茅臺。事發時，茅臺酒已丟失，因此無法辨別真偽和確定價格。上海刑辯律師對此進行了咨詢，但兩者存在明顯差異，即孫某是否對茅臺酒的價格有清晰的認知，這也是兩種情形性質不同的關鍵。

在第二起案件中，在購買年貨的過程中，指示付某支付5萬元購買茅臺酒。此時，孫某對兩箱茅臺酒的價格有了清晰的認識，其行為與直接收付5萬元現金并無本質區別。即使茅臺在犯罪過程中沒有丟失，也是被篩查為假酒。

孫某受賄金額仍為5萬元。

此外，根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職務上的便利，不僅包括利用職務上的負責人、負責人和從事公共事務的權利，

它還包括利用工作關系限制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利。第二個案例中，孫作為市委組織部負責干部監督的副主任，對市管干部有職務限制。他給市管委會主任打招呼，為傅某的公司謀取不正當利益。

他利用職務之便限制了市政管理委員會主任，因此孫某的行為屬于直接行賄，而不是斡旋受賄。

綜上所述，在查辦類似領導干部收受酒水、書畫案件時，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特別注意把握行為人主觀認識的關鍵因素，深入分析研判，防止因身體損失而產生不辦案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