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拘禁立案追訴標準 公安部(非法拘禁立案追訴標準是什么)

涉嫌非法拘禁是有追訴期限的，因為根據我國《刑法》的明確規定，當涉嫌刑事犯罪時，追訴時效應根據某種犯罪行為的法定最高刑來判斷。非法拘禁的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訴訟時效為15年。

涉嫌非法拘禁是否有追訴期限？

涉嫌非法拘禁有追訴期限，非法拘禁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據國家規定，起訴時效最長為15年。

起訴時效是指依照《刑法》的規定對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責任的有效期限。犯罪有多個量刑幅度的，應當根據犯罪的實際情況確定訴訟時效的長短。即犯罪行為符合哪個量刑幅度的，應當以該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來確定訴訟時效。

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超過刑法規定的訴訟時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責任；如果已追究刑事責任，則應駁回案件。

刑法中訴訟時效的規定，

1、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訴訟時效為五年；

2、法定最高刑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起訴時效為十年；

3、法定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訴訟時效為十五年；

4.如果法定最高刑罰為無期徒刑或死刑，訴訟時效為20年。二十年后認為需要追訴的，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后，仍可以追訴。

刑法訴訟時效的規定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根據我國刑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限制起訴期限。被害人在起訴期限內提出申訴，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未立案的，起訴期限不受限制。時效中斷。追訴期內又犯的，前一罪的追訴期限從后一罪犯之日起計算。一般情況下，追訴時效期間是從犯罪發生之日起計算的。但是，犯罪行為具有持續或者繼續狀態的，追訴時效期間從犯罪完成之日起計算。

民事起訴和刑事起訴有什么區別？

應根據訴訟目的和提起訴訟的主體來區分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

舉證責任的概念

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是指控辯雙方有責任向法庭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的案件事實。舉證責任的概念包括三層含義：

首先，為事實主張提供證據的責任，也稱為行為舉證責任；

其次，以充分證據證明事實主張的責任也稱為說服責任；

第三，在不能提供充分證據、無法查明案件事實的情況下承擔的不利后果責任，又稱結果證明責任。要理解舉證責任的概念，應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舉證責任和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和舉證責任是兩個密切相關但又不同的概念。關于兩者的關系問題，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舉證責任和舉證責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換使用；有人認為舉證責任和舉證責任是兩個平行的概念。舉證責任的主體是當事人，舉證責任的主體是執法、司法人員。還有人認為，舉證責任和舉證責任是相容的概念，前者包含后者。以上三種觀點各有側重，但實際上都有一定的道理。從字面上看，證據的意思就是舉出證據或者提供證據；證明就是用證據來證明或解釋。因此，嚴格來說，舉證責任只是提供證據的責任，而舉證責任則是利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兩者側重點明顯不同。但是，如果進一步分析其實質內涵，人們就會發現兩者其實相差并不遠，因為提供證據的目的也是為了用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而證明也包含提供證據的含義。如果沒有證明案件事實的目的，舉證就失去了意義；如果沒有人提供證據，證據只是一句空話。可見，證明離不開證據；證據與證據是分不開的。證明必須以提供證據為基礎；舉證的目的是證明案件事實。雖然證明和證明這兩個概念的字面含義確實不同，但人們在長期使用證明責任概念時，就賦予了它“證明”的含義。人們所說的證明責任，實際上包含了舉證責任的含義，即不僅指舉證的行為責任，還包括說服責任和結果責任。由于人們在長期的語言習慣中已經將它們用作同義詞，現在似乎沒有必要強行改變。至于這兩個概念哪個更好，由于人們在司法實踐中已經習慣了舉證責任的概念，因此筆者贊成使用舉證責任的概念。

(2)舉證責任和事實主張

舉證責任和事實主張密切相關。就訴訟而言，如果沒有事實主張，則不存在舉證責任，舉證內容由事實主張決定。由于兩者關系密切，有人認為，舉證責任除了行為責任、說服責任和結果責任外，還應包括斷言責任，即證明責任。做出事實主張。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確實，舉證責任是基于事實主張的。承擔舉證責任的人必須提出一定的事實主張。否則，舉證責任就會成為無根之樹。但提出事實主張是承擔舉證責任的前提，而不是舉證責任的內容。這兩個問題不應該混淆。

在刑事審判中，公訴人提出的事實主張范圍應當包括被告人犯了什么罪，是否犯了一項罪或者數罪，是否有從重、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關于舉證責任，這有兩層含義：一是由于事實主張是確定舉證責任的依據，檢察官對上述事實主張承擔舉證責任；其次，因為被告人無罪不屬于公訴人的事實，公訴人不承擔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

這里還有一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問題，那就是檢察官的事實主張是否應該包含“尋求懲罰的權利”。所謂“請求量刑權”，是指檢察官在起訴過程中向法官提出具體量刑建議的權利。筆者認為，在起訴過程中，公訴人可以根據案件和被告人的具體情況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議。特別是在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以及被告人自首、自首的案件中，公訴人有權提出量刑建議，這將有利于檢察機關更好地行使檢察權。然而，量刑建議不屬于事實斷言的范圍，當然也不屬于舉證責任的范圍。

舉證責任和證據出示

舉證責任和證據出示也是兩個相關的概念。所謂證據出示，是指在庭審開始前，訴訟雙方按照一定的規則和程序將自己的證據告知對方當事人，以便對方當事人在庭審前做好相應的準備。舉證范圍與舉證責任范圍基本一致。具體來說，控方應當向辯方出示證明被告人有罪以及犯罪情節嚴重或嚴重的證據；辯方應提出支持其舉證責任的具體事實主張。向檢方提交的證據。然而，公訴人是否應該向辯方出示其發現、收集或者掌握的可以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證據，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一些人認為，檢方只需要出示辯方在審判中使用的證據即可。無罪證據是檢方不會使用的證據，因此不需要出示。有人認為，為了更有效地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防止無辜者被誤判，控方必須向辯方出示所有證據，包括不打算在審判中使用的、可能證明事實的證據。被告無罪。筆者在此不打算詳細討論證據呈現的問題。我只想談談舉證責任的問題。

我國現行法律對證據的出示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法律規定偵查機關有義務收集證明被告人有罪和無罪的證據。根據法律精神，即使公訴人不必主動向辯方出示其不準備在審判中使用的證據，也不應向辯方隱瞞其發現、收集的證據。或擁有可以證明被告無罪的物品。這可以被視為消極的“證據顯示”義務。換句話說，如果辯方要求檢察官“出示”其掌握的可能證明被告無罪的證據，檢察官就應該“出示”。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是檢察官應該如何“展示”，以及在什么時間和地點。

目前，在司法實踐中，有一種做法讓檢察官感到尷尬。在庭審調查過程中，一些辯護律師要求檢察官當庭宣讀可能證明被告無罪的證人證言。這份證言在檢察官手中的案卷里，但檢察官認為這份證言不可信，沒有提交給法庭。辯護律師的此類要求往往會得到法官的支持，但也確實讓檢察官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檢察官不同意宣讀，則涉嫌隱瞞無罪證據；如果檢察官同意宣讀，他的行為就有點搞笑了，因為他的“訴訟主張”是被告有罪，但他在法庭上宣判被告無罪。的見證。誠然，如果我國普遍允許證人出庭作證，檢察官就可以避免這種尷尬，但目前的司法實踐現狀，讓我們不可能指望證人出庭。因此，檢察官是否應宣讀本案刑罰，就成為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

筆者認為，上述“證據展示”義務與舉證責任并不等同。檢察官有義務“出示”其所掌握的無罪證據，并不意味著他有舉證責任。既然檢察官決定起訴，就意味著檢察官認為被告人有罪，并且無罪證據不可靠或不可信。由于公訴人的事實主張不包括被告人無罪，公訴人不應承擔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

如果辯方認為有必要在法庭上出示某些無罪證據，無論該證據是辯方掌握還是控方掌握，這都屬于辯方，而不屬于控方。提供證據。可見，辯護律師或法官在庭審過程中要求公訴人宣讀無罪證言的做法，不符合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如果必須有人在法庭上代表證人宣讀證詞，辯護律師也應該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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