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師談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是什么(民事欺詐與詐騙犯罪的區分研究)

案例：某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黃某章犯詐騙罪，向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黃某章主張其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構成詐騙罪。其辯護人指出，黃某章及金鞋模型公司截至目前并未資不抵債，以偽造的產權證作抵押并將該款項用于股票投資不足以認定詐騙故意。

黃某的章不構成欺詐。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0年6月，被告人黃某章與股東黃某峰、黃牟陽、陳某夫婦成立金鞋模型公司。黃某章負責公司的日常監管和生產。由于經營不善，經營狀況逐漸惡化。自2009年以來，

該公司長期債務超過100萬元。2012年4月27日，黃某峰、黃牟陽、陳某夫人、黃某章通過協議將其所持股份轉讓給新股東黃某章、王某琴。由于經營不善，生產停滯，黃某章無法擴大業務。

以偽造的公司和個人房產證為抵押，林某被騙取等額錢款共計1349萬元。黃某無力償還借款后，因潛逃被抓獲歸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黃某章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

騙取他人財物共計1349萬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黃的詐騙所得應依法予以退賠。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6、52、53和64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人黃某章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

2.責令被告人黃某章退賠違法所得給被害人林某平。

宣判后，被告人黃某章上訴稱，原審判決認定金鞋模公司在資不抵債的情況下，虛構事實，以偽造的財產證明作抵押騙取他人錢財，缺乏客觀、可靠、充分的依據；林某平與系民間借貸關系。

非欺詐；薛向借款560萬元只能構成偽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罪，不能構成詐騙罪。其辯護人提出，黃某章具有還款能力，應從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團隊等方面計算其財力。股票交易是國家允許和鼓勵的行為。

你不能以股票交易行為判定黃某章構成欺詐。

當地人民檢察院檢察員出庭意見：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黃某章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林某平、王勇、薛熊輝人民幣1349萬元，經查證屬實；黃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金鞋模型公司借款前經營惡化；黃借了很多，

并隱瞞真實用途；黃某借款時使用假產權證抵押并解除抵押；向薛借款560萬元是典型的“搶東補西”行為；黃某有潛逃情節；案發后，司法機關對黃某房產的拍賣不能否認其非法占有。

建議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當地高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1.2010年11月，被告人黃某章以“工廠擴大生產需要資金周轉”為由向被害人林某平借款共計500萬元。2011年4月和6月，黃某章又以同樣的理由向林某平借款500萬元。2011年6月，

林某平要求黃某章提供抵押擔保，黃某章將偽造的金鞋模型公司土地證及三張房產證抵押給林某平。2012年5月8日，黃某章再次書寫借條，約定1000萬元于2012年10月8日前還清，并加蓋金鞋模特公司公章。

同日，黃某還偽造了金鞋模型公司同意用公司房產證作抵押的股東會決議并交給林某平。至2012年5月16日，黃某章共返還林某平人民幣279.5萬元。

本案審理過程中，林某平就金鞋模公司的擔保責任向本院提起訴訟。2014年1月26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決（（2013）普民初字第172號），判令金色鞋模公司賠償林某平損失1000萬元及利息。

據此，牟平參與了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榕執字第333號執行案件拍賣余款的分配，獲得173.65萬元。

2.2012年2月，被告人黃某章向被害人王永德借款100萬元，并使用偽造的房產證和土地證作為抵押。到2012年4月29日，只歸還了4萬元。

3.2009年，被告人黃某章以其位于上海市城廂區鳳凰山街道月塘居委會梅辛路67號的房產及其弟弟黃某峰、黃牟陽的房產作為抵押，向中國工商銀行石天分行申請貸款50萬元，貸款將于2012年9月24日到期。在2012年6月14日，

黃仍以上述房產為抵押向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申請貸款600萬元。次日，黃某章以“正在申請600萬元貸款，手續已審批通過”為由向薛借款560萬元，該筆貸款將用于償還當時被害人薛的借款。

并用于償還其之前在中國工商銀行上海江口支行的貸款。黃當天寫了一張借條，并注明由金鞋模公司擔保。在2012年6月18日，

黃某章持房產證到上海市城廂區鳳凰山街道月塘居委會梅辛路67號房管部門注銷抵押時，房管部門發現房產證系偽造，未能理解。工行600萬元貸款未能發放。薛無法收回的欠款。

同月23日，他以黃某的詐騙行為向公安機關報案。黃某章得知薛報案后逃離現場。

當地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黃某章高利向他人借款并出具收條。借來的錢用于合法的商業活動，如股票市場投資和償還銀行貸款。認定黃某章非法占有的依據不足，確實構成部分事實或隱瞞真相。

但其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故其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應屬于民事欺詐行為。由此與債權人產生的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解決，不應進行刑事調查。

黃某章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不構成詐騙罪的抗辯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和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1.撤銷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滬刑初字第48號刑事判決。

2.上訴人黃某章無罪。

二、主要問題：如何區分欺詐和民事欺詐？

三、裁判的原因

庭審中，對被告人黃某章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黃某章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取得財物，還偽造了偽造的房產證、土地證作為抵押，并將大量資金用于高風險的股票投資和支付高利貸。

明知自己無力償還債務，卻資不抵債，案發后潛逃，符合詐騙罪的基本特征，構成詐騙罪。第二種觀點認為，黃某借錢用于企業經營，炒股屬于合法行為。雖然他在借錢時沒有告訴債權人公司倒閉的真實情況，

但是，這只是表明他以欺詐手段借錢，并不意味著他應該以非法占有的民事欺詐行為處理。他只應承擔償還貸款的責任，應該是無辜的。我們同意后一種觀點。該案對于厘清詐騙犯罪與民事欺詐的界限頗具代表性。

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金融借貸糾紛頻發的背景下，司法實踐中應避免將經濟糾紛作為犯罪處理，防止刑罰權隨意侵入民事糾紛，保護企業經營者的合法權益。

（一）欺詐和民事欺詐的界限

欺詐是刑事犯罪，而民事欺詐是民事犯罪。二者存在顯著差異，但在司法實踐中容易混淆。根據《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在中國的《刑法》中，除了普通欺詐外，還規定了特殊欺詐。

包括合同詐騙和金融詐騙（集資詐騙、貸款詐騙、金融票據詐騙、金融票據詐騙、信用證詐騙、信用卡詐騙、證券詐騙、保險詐騙），此外還有騙取出口退稅、組織領導傳銷等等。

這些特殊的詐騙罪都具有詐騙罪的基本特征。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的原則是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如果不能定性為特殊詐騙，則應按普通詐騙定罪處罰。民事欺詐是指在民事活動中，

一方故意表示不真實的情況，使另一方陷入錯誤的認識，從而達到引起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違法行為。中國《民法通則》第58條第1款第3項將欺詐定義為民事行為無效的原因之一。

2020年新通過的《民法典》第149條也對欺詐行為作出了特別規定。

從上述概念可以看出，欺詐與民事欺詐有許多相似之處：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欺騙的故意，意圖使對方陷入錯誤的認識以謀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客觀上采取捏造事實、歪曲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

有欺騙對方的行為；兩者均發生在日常經濟交往過程中，且均為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基于上述原因，許多學者認為欺詐犯罪包含在民事欺詐中，實踐中需要做的是從民事欺詐中挑出欺詐犯罪。因此，

刑法詐騙罪是在民法詐騙罪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對刑法詐騙罪的理解必須以民法詐騙罪為背景進行考察。

在司法實踐中，應正確認定詐騙罪，準確區分其與民事欺詐。一般應分為作弊內容、作弊程度和作弊結果三個方面：

首先是欺騙內容。民事欺詐是對個別事實或部分事實的欺騙，而詐騙罪是對全部事實或全部事實的欺騙。司法實踐中存在欺詐性貸款與貸款詐騙、欺詐性銷售與銷售詐騙、合同詐騙與合同詐騙、保險詐騙與保險詐騙等。

比如合同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區別，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一般會在簽訂合同后創造條件以積極的態度履行合同。如果他只是在合同的某些要素上欺騙，如主體、擔保或數量和質量，但仍然履行合同，

則屬于合同欺詐；如果是整體事實的欺騙，行為人根本無履行誠意或履行能力，只是利用合同騙取他人財物的，即使有一點履行合同的行為，也屬于詐騙犯罪。

其次是欺騙程度。如果行為人采用的欺騙手段達到了使他人產生錯誤認識并處分財物的程度，構成詐騙罪；如果行為人雖然采用欺騙手段，但并沒有達到使他人無對價交付財物的程度，則可能只構成民事欺詐。一般而言，

民事欺詐行為人為了減輕責任，可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辯解，但不會逃避承擔責任；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則是要使自已逃避承擔責任，最終使對方遭受損失。實踐中，誘使他人參加某種活動，并造成一定的財產損失，

并不是構成詐騙罪的充足要件。比如，在設置圈套誘騙他人參加賭博類案件中，如果只是設置圈套誘騙他人參加賭博，甚至在賭博過程中存在作弊行為，仍然只能構成賭博罪，只是在賭博中存在欺詐。如果誘騙他人參加賭博，

并且在賭博過程中，完全控制輸贏，由此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應當認定為詐騙罪。在這種情況下，賭博只是手段，詐騙才是目的。

最后是欺騙結果，也可以從主觀上理解為非法占有目的。很多情況下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在行為方式上難以進行區分，還需要從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上予以區分。民事欺詐行為中，

當事人主觀上也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但這種利益是通過民事行為，如通過合同的履行而實現合同的利益；而詐騙犯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行為人謀取的不是民事行為的對價利益，而是對方當事人的財物，

即使行為人有表面上的“履約”行為，也只是掩人耳目或者迷惑對方的行為，是為了犯罪的順利實施而付出的犯罪成本。當然，詐騙罪犯罪嫌疑人一般不會供認自己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主觀故意，

而是辯解自己的行為屬于民事欺詐甚至一般合同糾紛，企圖逃避法律制裁。盡管非法占有目的屬于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但它必然通過一系列外化的客觀行為表現出來，

因而可根據其客觀行為表現及其行為效果推定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根據司法實踐《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總結出“七種情形”，如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隱匿、銷毀賬目，搞假破產、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等，

認為這些情形下行為人非法獲取資金導致數額較大資金不能返還的，可以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我們認為，實踐中詐騙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

可以綜合考慮、審査分析以下幾個要素：（1）要看行為人主體身份是否真實，行為實施對象是陌生人群還是熟悉的人甚至是朋友、親戚；（2）要審査行為人在行為當時有無履約能力，

有無歸還能力；（3）要審査行為人有無采取詐騙的行為手段，有無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4）要審查行為人有無履約的實際行動，有無積極準備做相應工作；（5）要審查行為人未履約的原因，

是因為意外事件行為人過失等原因造成不能履約，還是根本不想去履約；（6）要審査行為人的履約態度是否積極，是否按時、按計劃履行合約；（7）要審查行為人對財物的主要處置形式，

如有無肆意揮霍、有無使用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8）要審査行為人的事后態度是否積極，如有無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以逃避返還資金，有無在獲取資金后逃跑行為。

應當指出，以上因素不能孤立地用于證明行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該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既要避免單純根據損失結果客觀歸罪也不能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應綜合案件各種事實綜合考量，審慎判斷。

如審查行為人主體，傳統的詐騙犯罪一般都是隱瞞身份，騙取陌生人的財物，如網絡、短信詐騙等，而民事欺詐往往發生在熟人之間，甚至親戚朋友之間。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發生在熟人之間的詐騙犯罪也不少見，所以，

必須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綜合判斷。

（二）本案判決無罪的理由

1.認定被告人黃某章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依據不足

首先，被告人黃某章向林某平借款發生在2010年11月13日到2011年6月7日，借款金額總計1000萬元，2012年2月向王永德借款100萬元。

2011年、2012年土地估價報告、房產抵押評估報告證實，黃金鞋模公司房產總價值達1845萬余元、個人房產總價值為545萬余元。在借款當時，黃金鞋模公司資產扣除銀行抵押貸款外，

公司資產的余值及其個人房產價值與借款金額可基本持平，黃某章具有還款的能力。其次，黃某章將借款資金用于股市投資和償還銀行貸款等合法活動，所欠借款無法及時還清，

系因股票投資經營虧損和續貸手續出差等原因造成，并非因個人揮霍或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再次，黃某章除了向薛雄輝所借560萬元尚未付息即案發外，均有支付他人利息。其中，林某平已獲息279.5萬元，

并已通過民事訴訟執行得款173.65萬元；王永徳獲息15.28萬元，說明黃某章有還款意愿。最后，黃某章系在得知薛雄輝報案后才逃往外地，與獲取資金后即逃匿的情形有所不同。

2.被告人黃某章確實有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行為，但應當定性為民事欺詐

詐騙罪客觀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行為人實施了虛構、隱瞞事實的欺詐行為，是為了使被害人陷人錯誤認識，從而實現其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例如，本案第一起事實中，被告人黃某章向林某平借款100萬元，

其借理由是工廠生產需要資金，但實際上在取得款項后將部分資金用于炒股，其在借款理由、款項用途上是存在欺詐的；黃某章在取得款項后，在林某平要求抵押時，偽造了房產證、土地證抵押給林某平，也是存在欺詐的。

但是，黃某章向他人明確表達借款的意向，在獲取借款資金后，及時向出借人出具借據，符合民間借貸的形式要件，雙方實質上是一種借貸關系。對此，黃某章、林某平都是清楚的，

林某平對于出借資金不存在陷人錯誤認識的情形。黃某章將其中部分資金改變用途，但股票投資系合法經營活動僅屬改變經營方向；黃某章偽造公司、個人房產證件作為借款的抵押，

但上述公司和個人房產（在銀行抵押）也都是客觀真實存在的，最終房產拍賣后被害人也得到了部分清償。黃某章至案發前也一直在穩定地還本付息，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者卷款潛逃的行為。又如，本案第三起事實中，

黃某章在銀行貸款560萬元即將到期后找薛雄輝還款，并稱已向銀行申請600萬元貸款，申請下來后即歸還薛的貸款。對此，工商銀行莆田分行營業部的副經理吳錦亦證實黃某章所述為真，

吳錦還向薛雄輝表述貸款審批手續已經辦完，薛雄輝遂借款給黃某章。在黃某章向薛雄輝借款的過程中，雖然黃某章隱瞞了其第一次向銀行貸款560萬元所抵押的三本房產證有一本是其偽造的，

但是其所述借款的內容、緣由以及還款計劃等都是真實的，黃某章并無非法占有薛雄輝錢款的目的。進一步說，黃某章向銀行第一次申請560萬元的貸款，并將三處房產作為抵押，其中兩本房產證是真實的，

另一本房產證因為原件丟失，其就自己偽造了一本，然房產證是假的，但是房產是真實有效的。因而上述欺詐行為無論從欺詐的內容、欺詐的程度、欺詐對被害人錯誤認識的影響等角度分析，尚未達到詐騙罪的程度，

不應作為犯罪處理。

本案從立案偵査抓獲被告人黃某章到二審無罪釋放，歷時近五年。黃某章是莆田當地著名民營企業家，人稱“鞋模章”，系上海市人大代表。在其企業鼎盛時期，當地人爭相借款給地，賺取穩定利息。

在經濟增速放緩、金融借貸糾紛頻發的大背景下，很多企業經營者資不抵債，本案就屬于這種背景下將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的典型案例。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其中強調，

要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充分考慮非公有制經濟特點，嚴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認定標準，

嚴格區分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兼并重組中涉及的經濟糾紛與惡意侵占國有資產等的界限，堅決防止把經濟糾紛認定為刑事犯罪，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

綜合以上情況，二審法院作出了無罪判決。本案無罪判決至今，并沒有引發各方當事人反彈，反而得到社會各界、群眾的理解和認同，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上海刑事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