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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被告人趙某建曾任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隊一大隊大隊長、公安出入境管理支隊場館管理大隊隊長。2017年初,王某兵(已判刑)開設賭場被查。趙被王某兵要求電話交談。
因此,治安支隊沒有對該賭場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進行查處。2018年1月12日,王某兵等人毆打王某帥討要賭債,并搶走其駕駛的汽車。之后,王某帥向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派出所報案。趙某被王某兵詢問。
由于電話交談,該刑事案件尚未處理。同年2月8日,王某兵因涉嫌犯罪被公安局刑事拘留。王某兵的母親和姐姐找到趙某建幫他們談情況,并將王某兵借高利貸查封的酒館交給了趙某建。
趙某明知道該酒館非法經營,仍伙同他人經營,幫助王某兵掩飾、隱瞞犯罪所得。2019年4月26日,當地人民法院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9項罪名判處王某兵有期徒刑23年。
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主觀方面只要求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組織。行為人是否知道該組織是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影響本罪的成立。
上海刑事大律師認為,被告人趙某作為公安人員,明知王某兵有開設賭場等違法犯罪行為,不僅未依法履行相關職責,還縱容王某兵等人的違法行為,還在王某兵及其組織成員違法犯罪被發現后利用職務之便說情。
幫助王某兵及其成員逃避取締,在王某兵犯罪組織被查獲后,仍幫助王某兵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其行為構成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他因受賄罪被判入獄五年。
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
一審宣判后,趙某不服提起上訴。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趙某到案后積極配合調查,主動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受賄犯罪事實,系自首,可以從輕處罰。因此,趙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他還被罰款30萬元,并因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
2009年《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座談會紀要》)規定,只要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組織,仍然包庇該組織及其成員或者縱容其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
可以認定為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至于行為人是否明知該組織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并不影響本罪的成立。應該說,這一規定符合司法實踐。
首先,上述規定符合涉黑團伙犯罪的司法認定規律。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是一個復雜的司法過程。實踐中,公訴機關按照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提起公訴的情況并不少見,法院按照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認定案件的情況也不少見。
特別是一些組織通過成立公司、企業等“合法”方式掩蓋其非法組織地位,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和領導人以及全國人大代表和CPPCC委員具有特殊身份,這增加了識別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難度。
如果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其包庇、縱容的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可能導致其以不知情為由進行抗辯,從而使這一規定成為部分行為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
其次,上述規定充分考慮了涉黑組織的形成和演變。惡勢力、惡勢力集團向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展是一個動態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沒有明顯的性質突變。
如果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其包庇、縱容的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那么被告人認為其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是否應當定罪處罰就存在疑問,但事實上該組織并未被認定與黑社會性質組織有關。
第三,上述規定降低了本罪的司法證明標準。如上所述,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展具有階段性特征。被告人一開始并不知道自己包庇、縱容的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后來才逐漸知道如何認定被告人包庇、縱容行為的起點是沒有疑問的。
如果被告人明知的節點與法院判決確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成立的時間節點不同,即被告人自認為明知時黑社會性質組織尚未成立,則被告人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疑問。
《座談會紀要》雖然不要求行為人知道是黑社會性質組織,但要求他至少知道是組織。如果被告人僅將自己包庇、縱容的對象視為個人犯罪,則不能構成本罪。
本案中,被告人趙某建明知王某兵等人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但仍與王某兵有染,包庇明知其有罪的人并使其逃避偵查,非法干擾他人辦案。特別是在王某兵被采取強制措施后,
如果其仍通過經營酒館幫助其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則應認定其主觀上對王某兵的違法犯罪行為是明知的,其“不知道王某兵等人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辯解不影響其主觀明知的認定。
應當以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處罰。上海刑事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