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后對新增人口的安置補償怎么算(拆遷后對新增人口的安置補償什么時候截止)

【問】集體土地房屋征收中的“資金安置”糾紛如何解決？

【答】實踐中如何解決新增人口安置問題，是通過協議訴訟還是履職訴訟。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簽訂的安置補償協議應向法院提起訴訟。權利人否認協議效力后，與安置補償責任人重新簽訂協議；另一種觀點認為，應提起履職訴訟，先由行政機關自行處理，然后法院判決安置補償責任人履行了對權利人的補償義務。到位了嗎？權利救濟路徑應根據爭議事實發生的時間來確定，而不是“一刀切”。具體情況如下：（一）爭議事實發生在安置補償協議簽訂之前。這種情況與協議確定的安置補償人口存在分歧。事實上，協議內容存在爭議，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機構錯誤確定了安置人口。根據《合同法》關于合同可撤銷、變更的規定，權利人應直接通過訴訟方式解決糾紛，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二）爭議事實發生在安置補償協議簽訂后。例如，如果協議簽署后，家庭中因結婚或生育而出現了新的人員，這種情況屬于協議執行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而協議簽署時，這一事實不屬于考慮范圍。安置補償責任方對此并不知情。被拆遷戶有主動告知的義務。責任方有權對新增人員是否符合安置補償條件作出初步判斷。如果直接對該協議提起訴訟，不僅會影響已履行部分的效力，還會影響行政機關對新情況的初步判斷。權利人應首先通知責任方有關新人員的情況，并向責任方提出追加安置的請求。責任方應當作出決定或者逾期不予處理，方可向法院提起訴訟。

浙江省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行政裁決

(2019)浙05線末82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張某某。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湖州市南太湖經濟技術產業園管委會。

在上訴人張某某及被上訴人湖州南太湖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管委會（以下簡稱高新區管委會）不履行拆遷安置補償職責一案中，張某某對德清縣人民法院（2019）浙0521行初33號行政判決書，向本院提出上訴。法院于2019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并于同年5月24日公開審理。目前該案已結案。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張某某提起本案行政訴訟是否符合法定起訴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提起訴訟，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人；（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依據；（四）屬于人民法院管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的。”本案中，張某某作為戶主與拆遷人湖州申泰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簽訂了農房拆遷安置協議。協議中明確規定，張某某家有目前家庭人口為3人，另有18歲以上獨生子女或未婚人口。人，共安置4人；采用產權調換安置方式，張某戶選擇新建多層房屋一套75平方米，選擇高（小高）樓層一套125平方米，剩余補償安置補助費在貨幣結算。張某某簽署并同意上述農房拆遷安置協議。隨后，因張某的孫子何偉偉于2017年出生，張某提起本案訴訟，請求高新區管委會為張某的孫子何偉偉額外提供50平方米的安置房，并附上原農房拆遷安置協議。被重新簽署。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導致協議無效的原因是存在《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辦法》第五十二條“一方以欺詐、脅迫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或者“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方利益”、“以合法形式隱瞞非法目的”、“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等情形。涉案協議由高新區管委會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積極推進相關項目建設，委托拆遷人湖州申泰建設發展有限公司與被拆遷戶張某某簽訂。張某某未提交任何證據證明該協議存在上述無效條件，該協議合法有效。張某某聲稱，張某某的長孫張家業的安置權益在上述協議簽訂時并未得到充分保障，且存在協議簽訂后其他自然村新生兒仍可享受安置住房待遇的情況，以及新生兒的住房問題。該理由沒有證據支持，不構成重新簽訂協議的有效理由。基于合同雙方自愿和誠實信用的原則，高新區管委會和張某家屬均應按照協議內容履行相應的權利和義務。根據張某某的陳述及高新區管委會提交的第《湖州市中心城市規劃區征用土地農房拆遷補償安置管理辦法》號（高新區發[2018]22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號（高新區發[2018]17號）核查經核實，上述農戶房屋拆遷安置協議已部分履行。張一家目前已安置在金龍家園65號樓203室，安置面積125平方米。剩余的75平方米安置房也將得到安排。因此，張某某在本案中提起訴訟，要求在協議簽訂后追加安置補償金，顯然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據，不符合法定起訴條件。綜上，根據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三款、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一項、第三款的規定，裁定駁回張某某的起訴。

上訴人張某某提起訴訟，稱上訴人原起訴基于三個事實：一是被上訴人未完成涉案《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二是被上訴人未完成涉案《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其次，上訴人房屋拆遷沒有具體的安置期限；三、上訴人孫子何某偉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安置補助資格，與自然村其他新生兒具有同等的安置住房資格。被訴人通過會議紀要確定安置補償期限，剝奪申訴人對其孫子的安置補助，屬于違法行為。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號是解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糾紛的唯一依據文件。但在實踐中，被申請人并未按照該文件進行操作，從而產生了相應的矛盾。由于房屋拆遷沒有審批程序，所以選擇安置確認截止日期作為房屋分配日期。因此，只要其他自然村的新人口在分配房屋日期之前出生，拆遷辦公室就會同意簽署補充協議。上訴人認為，除請求法院判令被上訴人為上訴人孫子的住房增加50平方米外，上訴人重新簽署了《農房拆遷安置協議書》。關于重新簽署協議的主張，從被上訴人向上訴人簽署的《湖州市中心城市規劃區內征用土地農房拆遷補償安置管理辦法》可以看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簽署的《湖州市中心城市規劃區內征用土地農房拆遷補償安置管理辦法》已部分無效，且被上訴人單方面變更或終止了協議。是的，上訴人提出的重新簽署協議的建議并無不當。綜上，上訴人請求二審法院：1、撤銷一審法院作出的（2019）浙0521行初33號行政裁定，依法調解或者改判；2、被上訴人承擔訴訟費用。

被申請人高新區管委會辯稱，原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應予維持。1、上訴人的訴訟標的、訴訟請求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本案爭議中，能夠享受安置補償的行政相對人是否是何偉偉而不是張某某。本案上訴人既不是何某偉，也不是其法定監護人。因此，上訴人不具備訴訟主體資格，應駁回訴訟。原訴訟請求中，上訴人并未請求撤銷農房拆遷協議，而是直接請求安置何某偉50平方米房屋并重新簽訂《農房拆遷安置協議書》。該請求不符合第《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號第六十八條規定的訴訟條件，原審判決駁回起訴并無不當。2.上訴人檢方錯誤地命名了被告人。上訴人與湖州申泰建設開發有限公司簽訂了涉及《農房拆遷安置協議書》的合同，而非被上訴人。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重新與其簽訂協議，并謊稱被告姓名，應駁回訴訟。綜上，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證據，一審期間提交的所有證據材料均已由原審法院移送本院。

二審期間，雙方就上訴人原起訴是否符合起訴條件、原裁定認定的事實是否清楚、適用的法律是否正確、程序是否合法等進行了辯論。

本院認為，根據第《農房拆遷安置協議書》號第三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原告在起訴被告不履行法定職責時，應當向被告提供其申請的證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告按照職權主動履行法定職責的；（二）原告因正當理由無法提供證據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五十四條第一款和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訴訟，應當提交下列起訴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證明材料及有效聯系方式；（二）被訴行政行為或者不行為存在的材料；（三）原告與被訴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材料；（四）人民法院認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本案系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未對其戶籍成員何某偉履行法定安置補償義務，要求被上訴人對出生于2017年的何某偉進行賠償的行政訴訟。2013年3月20日《農房拆遷安置協議書》。魏某就位，上訴人應先向被上訴人提出履職申請，由被上訴人先行辦理。但本案中，張某某并未向被上訴人提供其申請履行職務的證據，而是直接向法院提起不履行職務訴訟。其不符合法定起訴條件，依法應當駁回訴訟。

綜上，原審判決駁回對上訴人張某某的起訴并無不當。根據第《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號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一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該裁決為最終裁決。

首席法官徐婷婷

沉毅法官

徐錦榮法官

2019年6月18日

陳成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