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商業秘密罪情節犯法嗎(侵犯商業秘密罪 情節嚴重)_重復

概括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號令，對刑法第219條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規定進行了重大修改，對侵權罪的刑事制裁范圍出現新問題的商業秘密。在實質性統一的司法認定標準出臺之前，商業秘密的“同一性”和“保密性”判斷仍將是司法實踐中判斷侵權是否成立的重要基準；“非法獲取”應作為本罪的依據。對于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技術人員離開公司后，對原公司商業秘密的保密義務是一項法律義務；即使刪除“重大損失”要素，它仍然是判斷企業“嚴重程度”的重要因素。凡是競爭利益受損程度的指標都可以作為評價對象。

關鍵詞：侵犯商業秘密罪、身份、保密、重大損失

全文

一、侵犯商業秘密罪認定爭議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號（以下簡稱《修正案（十一）》），對刑法第219條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規定進行了重大修改。首先，以“情節嚴重”作為定罪標準，打破了司法實踐中長期以來僅依靠“損失數額論”的現象。但在新司法解釋出臺前，均以“情節嚴重”作為定罪標準。由于各種考慮范圍和程度的不確定性，司法機關在適用時可能會無所適從。其次，商業秘密的定義被刪除，“秘密點”的認定急需實質性、統一的司法認定標準。最后，用“違反保密義務”來代替“違反約定”，這就引發了保密義務主體的界定問題。廣東格蘭仕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格蘭仕公司”）商業秘密侵權案幾乎涵蓋了上述所有問題。

【案件基本事實】劉原系格蘭仕公司磁控管部門核心技術人員，熟悉生產設備、工藝流程等一系列配套工作。中山市A公司找到劉某生產磁控管。劉辭職后，在中山市B公司擔任磁控管研發負責人，該公司實際上是A公司投資的，在中山市新成立的。在B公司磁控管自主研發過程中，劉某使用了自己在格蘭仕公司工作時臨摹的一些磁控管產品設計圖紙和一些工裝夾具圖紙，并按照格蘭仕公司的粗略工藝流程進行了多次測試。生產磁控管并銷售給A公司。截至劉某投案，B公司已生產磁控管400萬余只，利潤2000萬元以上。

雖然本案發生在《修正案（十一）》頒布實施之前，但圍繞本案構成要件的種種爭議，不僅涉及什么是“商業秘密”這一基本問題，還涉及公司原員工是否負有保密義務。他們離開工作崗位后。未簽署保密協議是否減少行為人的保密義務等問題是法律適用中的典型問題。

2.基準：商業秘密“身份”和“保密性”的判斷

雖然《修正案（十一）》刪除了商業秘密的定義，但在實質性統一的司法認定標準出臺之前，筆者認為司法實踐中仍以商業秘密的“身份”和“保密性”來判斷侵權是否成立。重要基準。“身份”問題涉及到用戶權利的界定。根據技術信息類型的界定，判斷是否存在實質同一性，必要時應當權衡利益。例如，行為人憑借在前一個公司獲得的部分能力，在后一個公司參與相同或相似技術的研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認為在后一個公司產生的智力成果和原公司的技術一樣嗎？信息是相同的。有些技術信息很難修復。除了生產和研發過程中嚴格控制的零件圖紙外，還包括某些重要設備的生產方法。如果這種生產方法是公司技術人員掌握和熟悉的，并在公司的生產經營中進行改造和運用，優化生產方法，那么就需要衡量這種行為應該歸因于行為人自身的特殊技能。持續的結果仍然是竊取商業秘密的行為，這需要根據技術信息的特點進行具體判斷。

商業秘密所要求的“不為公眾所知”是指“不能從公共渠道直接獲取該信息”。“不為公眾所知”也稱為“秘密”，是商業秘密屬性的核心要素。首先，應當由專門機構核實被訴侵權圖紙等技術信息與權利人擁有的技術信息“一致”。其次，“保密”的認定取決于商業秘密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程度。影響。“保密”必須綜合考慮客觀條件，審查商業秘密的保密狀況。如果技術信息缺乏保密措施，則應慎重確定“保密”。最后，“保密”不需要員工與權利人之間產生爭議。簽訂獨家保密協議。根據原國家工商總局《關于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號（1998年修訂）及相關法律規定，權利人對商業秘密采取保密措施的要求是“適當”、“合理”的。而適當是指權利人采取的保密措施能夠使義務人明確其保密義務，且不需要簽訂排他性保密協議。

在格蘭仕侵犯商業秘密案中，被告劉某作為格蘭仕磁控管部門核心技術人員，利用工作便利，發送磁控管相關生產可行性報告、成本分析等資料。經鑒定，中山市B公司查獲的磁控管相關技術圖紙及實物與格蘭仕不為公眾所知的磁控管產品設計圖紙的技術信息一致。盡管被告劉某與格蘭仕沒有簽署保密協議，但格蘭仕發布了《員工手冊》等一系列公司規章制度，要求所有員工對公司技術保密。可以認為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

3、資格：侵犯商業秘密的認定

（一）非法收購行為

以不正當手段獲取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實質上侵犯了商業秘密保密罪。因此，無論行為人獲得后是否實際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商業秘密的保密性都會受到影響。侵權，簡單的非法獲取可以獨立成為侵權的一種。首先，應當在有限的范圍內將非法獲取行為認定為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一類行為。例如，如果員工出于個人恩怨竊取并銷毀公司正在開發的數據，可能會對公司未來的運營和發展造成重大損害。其次，非法獲取他人商業秘密然后銷毀的行為，與將商業秘密作為技術信息泄露相比，對人類智力成果的損害是最終的、無法挽回的。最后，對于嚴重侵犯特定權利人的商業秘密，造成市場競爭優勢明顯喪失，但又難以解釋嚴重擾亂市場自由競爭秩序的情形，構成商業秘密未遂罪。侵權行為可以受到處罰，使得該罪的處罰是適當的。

（二）合法取得后的利用

行為人合法取得商業秘密并使用的情況較為復雜，包括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對于合法獲取商業秘密的人來說，其保密義務是法律義務，而不是合同義務。在格蘭仕侵犯商業秘密案中，前員工劉某雖然沒有與格蘭仕簽訂保密協議，但并不能因為不受公司規章制度的約束，就認為該員工離開公司后就沒有保密義務。也不能認為雙方沒有簽署保密協議。因此，不構成違約行為，否定了行為人的保密義務。員工離開公司后，對原公司商業秘密的保密義務是一項法律義務。即使商業秘密是合法獲得的，但非法使用商業秘密也完全符合本罪的構成要件。

非法泄露他人商業秘密的行為不僅限于謀取個人利益的情況。簡單使用是指原員工未履行保密義務，且該使用導致其現所在公司生產經營利潤增加，但尚未導致該商業秘密擴散給其他市場競爭對手。這種行為不僅不當地增強了當前公司在同行競爭中的競爭優勢，同時也使原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競爭優勢。合法收購后的披露行為有所不同。它本身或許不是為了盈利，但卻是一種破壞性的行為。例如，如果行為者將正在開發的商業秘密作為技術信息發布到網絡平臺，從而破壞了該商業秘密的研發價值，即使客觀上很難評估損失的大小，這種情況披露的，可以被視為構成“情節嚴重”。

（三）間接侵犯商業秘密

刑法第219條第二款規定：“明知有前款所列行為，而獲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商業秘密的，視為侵犯商業秘密。”學術界將此類行為稱為間接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在格蘭仕公司商業秘密侵權案中，中山A公司的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間接侵犯商業秘密，值得探討。間接侵犯商業秘密的認定主要在于知情程度的認定。《修正案（十一）》刪除了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的“應當知道”，只保留了“明知”，表明間接侵犯商業秘密的主觀要件標準有所提高。即使保留了“應該知道”，“應該知道”也不能理解為“應該知道”。“應當知道”應當屬于“實際知道”的范疇，不屬于刑事推定的問題。因此，即使不援引“寬大原則”，也適用《修正案（十一）》之前的規定。對于格蘭仕公司侵犯商業秘密案，沒有證據證明中山B公司確實知道劉某違反保密義務。B公司的投資人A公司在使用他人商業秘密時，不能認為其符合“應知”標準。

4.定量：侵犯商業秘密案件“情節嚴重”的認定

侵犯商業秘密罪所保護的合法利益是競爭利益，而競爭優勢的直接作用就是帶來更多的財產收益。因此，即使《修正案（十一）》刪除了侵犯商業秘密罪中“重大損失”的構成要件，即侵犯商業秘密罪已由原來的結果罪變為行為罪。“重大損失”仍然是重要的判斷因素，“重大損失”的判斷仍然是司法實踐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修改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決定》號（以下簡稱《立案標準決定》）仍將“給商業秘密權人造成損失的數額”作為重要標準。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背景是復雜的市場經濟環境，決定了無法對損失數額進行精確計算。事實上，司法實踐中已經突破了“確定實際發生的損失”的局限性，采用各種損失的推定作為計算方法。刑法不是民法，數額的計算是為了反映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的程度，而不是為了合理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因此，當犯罪行為導致受害企業完全喪失對其商業秘密的控制時，商業秘密本身的價值可視為損失金額。此外，商業秘密權利人為減輕經營和商業計劃的損失或者恢復計算機信息系統或者其他系統的安全而發生的補救費用，應當計入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的損失。在確定補救費用時，應注意適用比例原則。

除了損失標準外，《立案標準決定》還將違法所得數額作為重要標準。但違法所得數額的計算還必須考慮與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因果關系。“當其發揮主要作用時，可以將全部利潤金額確認為損失；當其作用較小時，不宜將全部利潤計入重大損失。此外，《立案標準決定》還規定，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商業秘密的，無論該商業秘密是否被泄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損失金額可以根據商業秘密的合理許可費。

作為格蘭仕前員工，劉某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不構成不正當手段收購。由于行為人的占有合法且社會危害較小，因此不能合理允許利用商業秘密造成的損失。費用或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作為損失確定的依據。同時，權利人的產品并非市場上唯一的生產商，也不對外銷售。日本東芝、松下、韓國LG、中國美的等企業也占據了微波爐磁控管的部分市場份額。因此，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權利人的產品具有合理利潤，也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新所有者的產品具有合理利潤。這是無法確定合理利潤的特殊情況。應結合案件中的相關證據和有利于被告的原則來選擇侵權人的生產依據。根據產品的實際銷售價格和實際數量，根據受害人產品的相對生產成本，得出被侵權產品相對合理的利潤，計算出格蘭仕在本案中侵權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司法機關根據格蘭仕外購磁控管的合理利潤和自制磁控管的成本，以及被告人劉某投案時B公司2018年至2020年磁控管的具體銷售情況，認定格蘭仕構成侵權。銷售利潤損失20.元，認定被告的行為已達到“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程度。

在認定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秩序和合法權益是否受到侵害時，刑法應當根據自身任務和規定的規范目的，獨立認定違法行為的存在和程度，并不完全受前提法的規定約束。但同時，我們也要把“情節嚴重”的門檻把握得盡可能明確、斬釘截鐵。格蘭仕商業秘密侵權案的理論研究價值更典型地體現在其對市場經濟時代勞動者生存權、發展權與企業公平競爭權博弈的反思。刑法既要注重市場秩序穩定和安全方面的刑事保護任務，又要審慎介入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罪在內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合理范圍。

徐彪：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高級檢察官

李敬之：湖南師范大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碩士研究生

李榮南：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檢察院北滘檢察院院長、高級四級檢察官

舒新軍：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檢察院北滘檢察院一級檢察官

程一橋：清華大學刑法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發表于2022年9月《中國檢察官》雜志（經典案例版）